中文圣经译本流源

圣经翻译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已开始，但要到公元七八世纪才有把圣经译成中文的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即罗马；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略派。此派始于叙利亚，其始创人聂斯脱略因提倡“基督二位二性说”而于公元431年被教会第三次大公会议定为异端，然而，此派积极传教，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聂斯脱略派传入中国。公元781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讲述人类的堕落、弥施诃（即弥赛亚）的降生、救主在世的事迹等及介绍景教入华、盛衰的经过，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景教经典包括可能是将旧新约圣经翻译的部分，可惜这些经书的译本全都失传，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方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直至十三世纪中叶罗马天主教来华，圣经中译才有新的发展。最早的相信是若望孟高维诺神父所译的蒙古文旧约诗篇和新约全书。其后有利玛窦神父的“祖传天主十诫”、巴设神父的白话文四福音、保罗书信及希伯来书、阳玛诺翻译四福音的《圣经直解》、贺清泰教士的《古新圣经》等。《巴设译本》更可能成为后人马殊曼和马礼逊译经时的蓝本。

十八世纪末，随著基督教来华，圣经的中译本可说是百花齐放了。继《马殊曼译本》后，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及其修译本《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太平天国删改的《旧遗诏圣书》及《新遗诏圣书》。

十九世纪中叶，第一部由不同差会宣教士联手翻译的《委办译本》面世。译员不但把圣经重译，更统一了经文中的名称和名词。这次译经工作是一项突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各代表在神学立场上出现分歧，“神”、“上帝”之间的抉择等，加深了差会对译经的了解，也作为日后译经工程的借镜。

裨治文中途退出委办会，与克陛存、文惠廉等出版了《裨治文译本》。后来最早退出委办会的浸信会邀请宣教士高德、罗尔和迪因按□宗派的立场修订《马殊曼译本》为《高德译本》。

自十九世纪初，由于语文的发展，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动摇，开启民智、培植国力的急务，一贯只有读书人、文人所认识的文言文渐渐应不上当时在文字方面的需要，较通俗的浅文理文便应时而起。圣经的翻译也为满足大众的需要，浅文理的译本纷纷出版，例如：《杨格非浅文理译本》、《包约翰、白汉理浅文理译本》、施约瑟的《二指版》等。《二指版》的得名就是译者施约瑟在翻译旧约官话译本后中暑瘫痪，只能用两只手指工作。他独力翻译十多年，出版了一本浅文理译文。

浅文理译本虽受欢迎，但只是一段很短的过渡译本。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当时朝廷和各地官员所用的语言（即官话，今天的国语），适用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地域，要更有效地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官话译本圣经就不能或缺了。宣教士也对此十分积极，不遗余力地翻译官话圣经，先后有麦都思和施敦力合作改写《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当代有名的汉学家：包约翰、艾约瑟、施约瑟、白汉理、丁韪良等以《麦都思、施敦力官话译本》为蓝本翻译的《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施约瑟依照《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体裁翻译的《旧约译本》、英国圣公会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和施约瑟的《旧约译本》合印的《新旧约全书》、杨格非将其浅文理新约以白话文重写的《杨格非官话译本》、萧静山的《新经全集》等，还有一直沿用至今天的《官话和合本》（后称《国语和合本》，现简称《和合本》）。

《官话和合本》可说是中译圣经的一个重要里程，为圣经翻译掀开新的一页。在当时几十种圣经译本中，教会和信徒实在需要一本划一的标准圣经。其实这个“呼声”很早已经出现，可惜在神学观点上的分歧不是容易“划一”的，翻译《委办译本》的经验就是一个好例子了。

1890年，上海举行了宣教士大会，由各个差会派代表出席。大会通过进行翻译和合本的工作，为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译本划一标准；并成立三个委员会负责翻译这三种译本。

《浅文理和合新约圣经》最早完成。深文理则波折重重，工作十六年《深文理和合新约圣经》才出版。后来，浅文理与深文理两翻译小组合并，《文理译本全书》则于合并后十二年出版。至于《官话和合本》翻译小组由于推选译员的问题，工作十六年才完成新约，再工作十三年，旧约完成，并正式易名为《国语和合本》。

《和合本》圣经的译者是以“忠于原文”为目标，就是要“坚持文字上的准确”，但由于译经原则改变，这个目标就有新的理解：“重视意义上的准确”。在旧约翻译的十三年中，新约经过了多次的修订，使其译文更清楚、优美。《和合本》实在为教会提供了一部翻译比以前更准确、更适合大众阅读的译本，于是它就成了教会和信徒最受欢迎的圣经译本，渐渐建立起典范的权威，成为主流，也为教会和信徒的语言系统增添了不少独特的基督教词汇。

然而，随著考古学家不断有新的发现，圣经学者对原文和圣经的历史背景的认识越来越多，修订译本或重新翻译更准确的圣经译本实在无可厚非。同时，语文随著时代而转变，在《和合本》出版后数十年间，中文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曾停止，很多字词的意思已有别于当日了，语法文体的运用也改变了。教会实在需要一本翻译更理想和更适合当代人阅读的圣经译本。

近年，很多人也作出了努力，五十年代有徐汇修院的《新译福音》、狄守仁的《简易圣经读本》、萧静山按希腊文再修订的《新经全集》；六十年代有今天天主教教会仍然采用的《思高圣经译本》；七十年代有《吕振中译本》、《当代福音》、《新约全书新译本》、《当代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及至九十年代初的《圣经新译本》；也有于八十年代修订《和合本》的《新标点和合本圣经》；还有本会（国际圣经协会）尚在翻译的《新汉语译本》、及其他的翻译工作。

译经工作是不竭不止的。从历史中，我们看到此项工作未曾停止过，一直在进行著，也必须继续。

今天，我们或会对各个圣经译本的强弱处很有兴趣，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读哪个译本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从中读到一些信息。没有一个译本是完美的，但是神总会藉著我们所看的译本对我们说话。我们读经，神就清楚明白地对我们说话。在云云的译本中，正如保罗所说的：“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但“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腓一15, 18）

中文圣经译本流源附表

参考书目：赵维本（著）。1993年。《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神。陈惠荣（著）。1986年。《中文圣经翻译小史》。香港：中文圣经新译会。Strandenaes, T. (1987). 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dn Col 1. NCopyright ©2000 International Bible Soceity (H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