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一、西方经济的发展
17——19世纪不仅是西欧的科学更新、哲学批判和政治变革的时期，而且也是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早在15世纪末，当意大利人痴迷于复兴古典文化、西班牙人和法兰西人陶醉于建立大陆帝国的光荣梦想时，英国人就开始进行"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了。
随着英国宗教改革运动剥夺了修道院的大批田产，新兴的土地贵族应运而生，圈地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地在英国展开。圈地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但是它同时也导致了大量农民丧失土地，成为流离失所的无产者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强大后备军。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农村80可耕地已经被圈占，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英国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英国也由于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完成和对海外工业品市场的控制而成为西欧最发达的工业国家。
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丰富的煤、铁资源为机器大工业准备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资本的原始积累则为机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批劳动力和巨额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率先进入了科技—产业革命的过程。18世纪下半叶瓦特制成了第一台大型蒸汽机，从此以后，英国工业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各国工业纷纷进入"蒸汽时代"。产业革命首先从传统的纺织业开始，继而扩展到采掘、冶金、轻工业和运输业等各个工业部门。机器生产开始取代手工生产而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基本上完成了产业革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和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19世纪内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在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阵痛"之后，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终于在西方世界诞生了。
经历了产业革命洗礼的英国很快就因其在工业生产和世界市场方面的明显优势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不列颠王国也因此而成为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大量工艺精美、价格低廉的工业制造品从英国输往美洲、亚洲和世界各地，源源不断的黄金和白银则反向地流入英国。对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长期的贸易逆差局面终于在19世纪初期得到了根本改变（在这其中肮脏的鸦片贸易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无与匹敌的经济霸主地位使得英国人率先放弃了坚持了两个多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主张放任自由的古典经济学和自由贸易政策则受到了政府的大力鼓励。1851年夏天，在伦敦海德公园的银光闪闪的水晶宫大厦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馆中陈列的琳琅满目的工业制造品充分展现了英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
然而，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很快就受到了迅速崛起的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强劲挑战，自由贸易政策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恩格斯写道∶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谎言。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气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受将近100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9页。
到了19世纪末，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而走向强盛，英国垄断世界市场的霸主时代结束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等新殖民主义国家相继崛起，与英、法、荷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争夺海外市场，要求利益均沾和重新瓜分世界。随着国家权力越来越多地卷人到资本之间的国际竞争，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冲突以及争夺海外势力范围的明争暗斗也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场战争中，欧洲所有的国家——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在经济上都元气大伤，只有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才向德国宣战的美国，由于本土远离战场以及向交战各国贩卖武器等物资，从战争中大获其利。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中心从此也由欧洲转移到美洲。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也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出现，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使得电气在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电气时代"逐渐取代了"蒸气时代"，钢铁、电力、机械、汽车、化工和军火工业取代了纺织业和冶炼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支柱产业;金融资本日益形成，并且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取代了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而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资本输出也取代了商品输出而成为西方强国争夺世界市场的新手段。（图3-70）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各国在经济上都进入重建、调整时期，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特别是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工业生产增长了93.3从生产领域到生活领域到处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到了1929年，由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片面发展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4 500万人失业，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在30年代也陷入大萧条状态。面对着这场来势汹汹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采纳了凯恩斯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干预理论，积极推行"新政"，由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吸收大量失业工人就业，扩大内需，缓和了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从而把美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拯救过来。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被美国首创之后，很快就为西欧各国所效法，成为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实现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力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欧洲各国再一次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灾难之中，欧洲许多城市都被夷为废墟，满目焦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一样，美国在二战中仍然是利大于弊，并且利用欧洲参战各国两败俱伤的机会更加牢固地树立起自己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霸主地位。1946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就已经超过了战前50黄金储量占了世界的2/3。为了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美国操纵联合国先后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即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对于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为了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扩散，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对在战争中受到重挫的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并且对战败的德国和日本进行重建。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确立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联合西欧各国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展开经济竞争和军事对峙，从而形成了"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图3-71）
二战以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第三次科学-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自动化为标志的"电子时代"开始取代"电气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引起了生产领域的大飞跃，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直到70年代初期，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经济总量持续增长。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西欧各国陷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危机中。但是从90年代开始，美国和西欧又进入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高涨时代。而且随着苏东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结束，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一枝独秀"的角色，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美国不仅通过"七国首脑会议"与英、法、德、意、加、日等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也通过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与欧盟、通过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强经济合作与沟通。此外，美国还加入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PEC），与环太平洋地区的亚太国家也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协商关系。总之，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中，美国仍然强有力地发挥着领导作用，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面对着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全球性的能源短缺和生态危机，以及其他各种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殖民化浪潮和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恶劣后果————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美国难道不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国际社会责任吗？
二、西方政治的变革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不仅对宗教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而且进一步阐发了17世纪的社会契约论思想，重申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性原则，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要求（卢梭），为18——19世纪的西欧社会革命和政治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在古罗马帝国，法律的最高根据是自然法，它构成了罗马法的哲学基础或法理学基础。到了中世纪，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在自然法之上又设立了神法。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把支配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法律分为四种，即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其中神法是凌驾于自然法和人法之上的终极性法律。托马斯从“神的理性”中引申出封建社会的法规，并对使徒保罗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神”的说法进行了诠释，认为世俗政权的本质是由神规定的。托马斯的这种观点成为中世纪国家学说和法学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针对中世纪“君权神授”和“国家神创"的观点，17—18世纪西欧的一些思想家们试图重新树立起罗马法中的自然法的权威，以自然法代替中世纪的神法作为国家权力和一切法律的最终根据。这些思想家们被后世称为“自然法学派”，包括荷兰的格劳修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德国的莱布尼兹和普芬道夫等人。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都倡导自然法，都把国家的起源归结于人们之间订立的社会契约，而非上帝的意志。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法学家马基雅弗利就试图用世俗的国家起源观点来代替中世纪的“国家神创论”，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契约的学说，但却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更好地自保而自动联合的产物，法律则是个人财产和社会秩序的保障。马基雅弗利的这种思想成为社会契约论的重要理论来源。
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是从一个假定的前提中引申出来的，这个前提认为，在国家出现以前人类处于无社会联系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虽然不存在具体的法律，但是却存在着抽象的"自然法"。格劳修斯认为人性乃是"自然法"的源泉，"自然法"就是由人的基本性质所必然产生的那些准则的集合，这些准则包括∶"履行诺言，承认人类平等及公正原则，履行父母责任和遵守婚姻忠诚的原则。"2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9页。"斯宾诺莎和霍布斯把"自然法"的原则说成"自私"或"自保"。洛克认为"自然法"即人类理性，他说道∶"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3【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页。
自然法学派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们虽然自由，但是却缺乏安全感，利益的冲突往往使人们陷入了普遍的战争状态中。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其他基本权利，人们通过签订契约而建立起国家。霍布斯认为人们在签订契约时放弃了自己的所有权利，自愿地将它交给一个"第三者"即国家，因此国家的权力是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它对于人民具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人民却没有反抗的权利。霍布斯的这种观点导致了"绝对君权"的理论，这种理论虽然有为君主专制辩护的嫌疑，但是它却用"君权民授"取代了"君权神授"，有利于17世纪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时期，洛克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契约理论，并且用"自然权利"来限制君主或政府的权力，他强调∶"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4【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7页。因此当政府的行为违背了自身的宗旨，对人们的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形成威胁时，人民就有权起来推翻政府，重建能够保障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新政府。与霍布斯相反，洛克认为人们在订立契约时并没有放弃自己所有的"自然权利"，他们仍然保留着自由、平等、人身安全特别是私有财产的权利，这些天赋的基本权利是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的。
在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中已经蕴涵着社会革命的思想，这种社会革命的思想到了18世纪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那里就变成了战斗的号角。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本身就是富人欺骗穷人的结果，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诱使穷人与他签订了社会契约，从而使贫富差别成为合法的。在文明社会中，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为强弱差别，最终发展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不平等，表现为专制暴君与人民的直接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契约的原则既然已被暴力所破坏，那么人民就有权起来用暴力推翻暴君，重新订立平等、自由的契约以保障自身的权利，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这位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激愤地写道：
政府契约已被专制政治破坏到这种程度，以致暴君只在他是最强者的时候，才是主子；当他被驱逐的时候，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和不幸。5【法】卢梭著，李常山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6页。
卢梭还在洛克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阐发了"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他不仅抨击了霍布斯剥夺人民权利的观点，而且也反对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6洛克在《政府论》中初步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彼此分立、相互制衡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德斯鸠进一步修改完善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理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基本原则。。卢梭认为"主权"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它不可分割，甚至不可代表，它只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则是人民的仆人，应该完全遵从人民的意志。与伏尔泰、狄德罗等知识精英不同，卢梭始终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他对专制制度的批判比起任何启蒙思想家来都要更加激烈。威尔·杜兰指出∶"他的看法在当时是最富有革命的呼声…当伏尔泰、狄德罗以及达朗贝尔正谄媚国王或皇后时，卢梭正对现存的政府掀起攻击，人们一定听到由西欧到东欧的一片抗议之声。当哲学家正安于现状仅呼吁零星改革特殊病状之际，卢梭却在攻击整个经济、社会及政治秩序，且以他那种彻底个性，更指出舍革命别无他途可循。"7 【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卢梭与大革命》上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18世纪的哲学家们已经用思想批判的方式砍下了天国中的国王——上帝的头颅，现在轮到人民群众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把人间的国王送上断头台了。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启蒙运动之后，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时代来临了。1775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拉开了大革命时代的序幕，1789年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则奏响了大革命时代最雄浑壮丽的主旋律。到了19世纪，西欧国家纷纷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荷兰和英国则早在18世纪以前就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其间虽然经过几次险恶的回流，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意志的统一，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基本确立，初步完成了政权的转移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自然法学派尤其是洛克和卢梭的自由平等、“自然权利”、“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思想在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文献中以宪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独立宣言》明确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8参见周一良、吴于魔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3页。《人权宣言》则大力强调天赋人权，它在开篇处就指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治腐败的唯一原因”，因此要求"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使人们始终不忘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敦促政府去尊重和维护人权。在第二条中，它又宣称∶"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在《人权宣言》的17条条款中，几乎无一不打上了洛克和卢梭思想的深刻烙印9有关《人权宣言》的具体条文，请参见吴绪、杨人梗选译∶《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8～50页。。《人权宣言》以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权利"思想为基点，宣称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人身安全和反抗压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大力提倡言论、信仰、出版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确提出主权在民、代议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人权宣言》所表达的这些基本思想对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期间所颁布的几部宪法（如《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和《1799年宪法》）以及19世纪以来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国家立法的经典范本。可以说，自然法学派的政治理论和18—19世纪西欧各国的政治实践已经为西方现代国家创立了基本的政治模式，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国际格局的变迁
自从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各大国就试图重新恢复15、16世纪以来的"势力均衡"的国际格局，并且把这种原来仅限于欧洲范围之内的势力均衡格局推广到整个世界殖民体系之中。在1814—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大国确定了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战败的法国也巧妙地利用各大国之间的矛盾为自己谋利，使其不至于因为拿破仑战争的失利而丧失欧洲大国的传统地位。1815年建立的"神圣同盟"更是旨在确保各大国既定的势力范围，通过国际制衡的方式来维护维也纳会议划定的各国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一百年间，欧洲除了局部的利益冲突（如丹麦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等）之外，并未发生大范围的国际战争。而且在这些局部的冲突中，英、法等传统大国也往往成功地充当了斡旋调解的角色，从而使欧洲内部的利益冲突最终总是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在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较量中，欧洲列强也基本上能够在利益均沾的原则下，坐在谈判桌前"文明地"解决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归属问题。这样一来，在西方人心中就产生了一种乐观态度，认为已经主宰了全世界命运的有教养的欧洲绅土们再也不会像中世纪和近代早期那样陷入无聊和残酷的厮杀，一切国际争端都可以放到谈判桌上以文明人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汤因比对19世纪末叶西方人的这种乐观态度描写道∶
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彷徨，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像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10【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徐钧尧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1～2页。1897年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
然而，西方人的这种踌躇满志的乐观态度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撞得粉碎——1914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十个国家的数亿人口卷入了这场残酷的战争。这场持续了四年的世界大战终于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挑起战争的德国受到了英、法等欧洲传统列强的惩处，巴黎和会和凡尔赛条约重新划分了西方各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大家又以文明人的姿态回到谈判桌前。到了1925年《洛迦诺公约》签订以后，西方人再一次陷入了长久和平的梦幻之中。英国首相张伯伦宣称，《洛迦诺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的真正分界线"。西欧人普遍相信，"洛迦诺精神"将至少会给欧洲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然而仅仅十多年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就爆发了更加酷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卷入了这场战争，波及人口达20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高达5500万人（一说7 000万人）死于战争和由于战争而造成的灾害、饥懂、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集中营和屠杀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它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远远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有战争的总和。虽然法西斯最终被消灭了，但是这场战争却给人类的未来抹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而且也对人类自诩的理性本身提出了深深的质疑。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又被卷入到以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以苏联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冷战"时代。这场围绕着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而展开的激烈冲突，说到底仍然是西方文化内部矛盾的一种全球性表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西方近代以来所孕育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整个世界舞台上的对抗。正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海洋途径、以殖民化的方式向东方各国传播的一样，西方的共产主义理想则是通过欧亚大陆（俄罗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向东方另一些国家传播的。由于自19世纪以来西方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脉，因此西方文化内部的这一对固有矛盾—它甚至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与基督教天国理想之间的冲突——就以一种地域扩大化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来。在这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意识形态较量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获渔利，从而稳稳坐上世界第一强国交椅的美国联合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并且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苏联则联合东欧那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组建了华沙条约组织。这两个军事组织把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进一步演化为军事上的竞争与对抗，从而导致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时代的来临。这场"冷战"虽然没有激化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它却把核战争的威胁像阴霾一样笼罩在全人类的头顶上，并且把军事竞争扩展到太空领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构成了二战以来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旋律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和"冷战"时代才最终结束。
由此看来，20世纪虽然是人类科学知识和经济实力迅猛增长的世纪，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战争灾难和最不人道的杀戮的世纪。20世纪尽管曾经展现出令人陶醉的曙光，但是它的整个基调却是阴沉和苦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肉体和精神的摧残都达到了空前酷烈的程度，奥斯维辛集中营灭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暴露出人类灵魂中最野蛮残忍的一面，广岛、长崎爆炸的两颗原子弹不仅给日本人，而且给全人类的心灵留下了永难愈合的创伤（这种创伤也是导致西方人对科学理性产生怀疑的重要原因）。"冷战"时代所造成的核大战梦魇至今尚未完全驱散，各种反人道的种族迫害和政治迫害屡禁不绝，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并未因为"对话"秩序的建立而消失，在某些局部地区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19世纪末期西方人所预示的文化融合和长久和平并没有出现，相反20世纪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充满动荡的国际格局。1948年11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的演讲中这样说道∶
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屏弃了耶稣的训喻。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11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912页。
20世纪50年代如火如荼般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西方列强所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种全球分裂和政治—文化多元并立的国际格局逐渐显露。但是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前，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仍然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所掩盖。到了苏东解体、“冷战”时代结束之后，这种以传统文化相认同的历史潮流在非西方世界中显现出强劲的势头。在一个全球殖民化和西方化时代，以及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对垒时代——它仍然是全球西方化的一种表现形态结束之后，世界各大传统文明的复兴和文化分野是否将会导致一种文明冲突的前景？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发表了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在这篇在国际论坛上引起了激烈争论的文章中，亨廷顿断言："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12【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10月号。“三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就是以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价值体系作为基本纽带的文化共同体，其中主要包括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南亚印度教文明和东亚儒家文明，以及一些较小范围的亚文明或文明边缘地带。
就在亨廷顿这篇文章发表8年以后，在刚刚进入21世纪的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这件野蛮的暴行虽然是由极少数恐怖主义分子所为，但是它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一种“文明冲突”的联想；而美国为了报复这次恐怖袭击而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历史夙怨。
无论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测是否已经成为现实，但是在当今世界，那些已经获得了政治独立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种向自己的传统宗教-伦理价值体系认同的趋势，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期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同时，越来越自觉地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根基。这种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必定会加强本土的文化认同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离心作用，从而开创一种多元化的国际文化格局。
与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全球殖民体系达到顶峰状态时的情况相比，今天的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无疑正在减弱。
许多具有共性的现代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如科学理性精神、自由平等观念、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等，已经从西方文化母体中成功地渗透到非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具有中国特色、印度特色和伊斯兰教特色的传统文化价值正在寻求与这些共性因素有机融合的途径和方式，从而形成一种既能够保持自身特色，又能够彼此和谐共存的世界文化新秩序。
时至今日，西方人和全世界人民都在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如何建立一种真正人道的国际秩序，使不同文化、种族、国家、宗教信仰之间不再为了利益的冲突而相互屠杀，使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上不再出现以强凌弱、仗势欺人的暴虐行径，使人们在充分享受各种物质成就的同时能够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安适和欢愉。
这是历史放在全人类面前的一个严肃的时代课题。
四、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理性的呐喊从17世纪开始响起，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在理性精神的冲击下，蒙昧而专断的中世纪基督教信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17世纪的牛顿和笛卡尔们已经通过科学实验和哲学批判初步树立起理性的权威，18世纪的伏尔泰、狄德罗们更是要求把一切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从而使理性取代了上帝成为人与自然的主宰。理性的统治虽然有利于驱散浓郁的宗教蒙昧气息，但是它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心灵敏感者的警觉和反感，这些人预感到理性的进一步膨胀将会使其成为新的专制暴君，它和以往的宗教专制一样都是对人类正常情感和自由心灵的无情扼杀。这种对理性的不满情绪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代大潮中形成了一股微弱的支流，到了19世纪却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文化巨澜，这就是浪漫主义思潮，而它的肇始者就是那位既忧郁又激愤的让-雅克·卢梭。
如果说高乃依的悲剧《熙德》是古典主义的圭桌，那么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则成为浪漫主义的典范13《新爱洛伊丝》是卢梭的一部书信体小说，小说描写了贵族小姐朱莉与家庭教师圣普乐之间的一段幽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结局虽然是悲剧性的，但是小说中却表现了热烈真挚的爱情和崇高的道德境界，对虚伪的封建义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本书中，卢梭第一次把真挚炽烈的个人情感凌驾于崇高典雅的荣誉和义务之上。在这部爱情悲剧小说中，卢梭不仅发出了崇尚真实情感、贬抑矫饰理性的呼声14在17—18世纪，古典主义是理性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虽然对基督教会和封建专制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但是他们对古典主义仍然是推崇备至的。因此，卢梭用情感来取代理性的至上地位就意味着对古典主义的颠覆，到了19世纪，维克多·雨果等浪漫主义作家对古典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而且表现了厌恶虚伪的文明社会、赞美纯洁的大自然的倾向。从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中，不仅育化出歌德的殉情而死的少年维特、夏多布里安的忧郁多情的勒内，而且也蕴涵着华兹华斯等湖畔诗人的恬静幽美的自然风光和拜伦的桀骜不驯的地中海海盗。
由卢梭开创的这种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涓涓细流，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催化作用而迅速壮大，并且与政治因素纠缠在一起，变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潮流。18世纪末叶的社会大动荡（法国大革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恋I旧心理，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和拿破仑（图3-81）的强权统治迫使陷入政治失意状态中的人们在情感上纷纷转向保守的天主教信仰，并且将朦胧追忆中的中世纪景象夸大为一种具有田园诗意的理想境界。这种"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流亡者夏多布里安和斯太尔夫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德国浪漫派诗人施莱格尔兄弟、诺伐里斯、蒂克等人和神秘主义哲学家谢林。另一方面，也有一批青年诗人在法国大革命理想的感召下向一切旧制度和陈腐的圭臬（包括古典主义的文学艺术圭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积极浪漫主义"。15关于浪漫主义的复杂构成情况，请参见拙著∶《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83页。
他们包括德国的歌德、席勒，英国的拜伦、雪莱，以及法国的维克多·雨果等人，他们不仅高举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对现实社会中的奴役、压迫、暴虐等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且彻底摧毁了古典主义的顽固堡垒。
总之，浪漫主义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文化混合体山，它既包含着对理性的愤慨，也包含着对现实的仇恨;既有积极的、革命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反动的成分。有些浪漫主义者试图用光明的未来取代黑暗的现实，有些浪漫主义者则迷恋于"中世纪月光朦胧的魔夜"。威尔·杜兰对浪漫主义的那些相互矛盾的特点概括道∶
浪漫运动是何意?乃感觉对理性之反叛;本能对理智之反叛;情感对判断之反叛;主体对客体之反叛;主观主义对客观性之反叛;个人对社会之反叛;想象对真实之反叛;传奇对历史之反叛;宗教对科学之反叛;神秘主义对仪式之反叛;诗与诗的散文对散文与散文的诗之反叛;新歌德对新古典艺术之反叛;女性对男性之反叛;浪漫的爱情对实利的婚姻之反叛;"自然"与"自然物"对文明与技巧之反叛;情绪表达对习俗限制之反叛;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之反叛;青年对权威之反叛;民主政治对贵族政治之反叛;个人对抗国家——简言之，19世纪对18世纪之反叛，或更精确地说，乃是1760至1859年对1648至1760年之反叛。以上浪漫运动趋势的高潮阶段，于卢梭和达尔文期间横扫欧洲。16【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卢梭与大革命》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3页。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时代思潮，并不仅限于文学领域（尽管它主要表现在文学领域中），而是深深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这个概念的外延极其宽泛，它包含着各种企图 超越现实状况的心理冲动和行为倾向。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用自由和美感来代替义务和功利，用情感的权威来代替理性的权威，用个人的立场来代替国家的立场。尽管浪漫主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采取了迥异的表现形式，但是它的根基却是深深地埋藏在对现实生活中一切不合理现象的刻骨仇恨中。它在价值取向上或憧憬未来，或眷恋往昔，唯独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怨恨和愤懑;在表现形式上则崇尚真挚炽烈的情感、一尘不染的自然情调和神秘诡异的奇思异想。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浪漫主义构成了现实生活中一切失意者的心灵慰藉和理想梦境。
浪漫主义虽然表现了一种批判现实的基本态度，但是除了雨果、雪莱等少数浪漫主义作家之外，大多数浪漫主义者往往把对现实的批判引向了一种空洞的幻想，过于偏重形式的新奇诡异而缺乏对现实生活内容的深刻洞察。因此，到了19世纪30、40年代以后，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就开始取代浪漫主义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潮。这种现实主义虽然也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针砭，但是它却继承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传统，力图 以理性的分析而不是浪漫的情感来作为批判的武器。在思想上它以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发扬光大了17世纪以来的科学方法论和人道主义精神。19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有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他们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如《红与黑》、《人间喜剧》、《大卫·科波菲尔》、《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死魂灵》、《父与子》等等，这些不朽的文学作品或者从繁荣昌盛的经济生活表象背后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本质和腐朽道德，或者对残存的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挞伐。尤其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17《人间喜剧》由96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组成，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贝姨》等。，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本质和虚伪堕落的道德面目，对于金钱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帝"所导致的种种罪恶现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披露。
与浪漫主义一样，现实主义也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思潮，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如果说浪漫主义的基础是情感，那么现实主义的基础则是理性。虽然二者都对现实生活表现出不满，但是现实主义者只想通过某种医治方案来治愈现实社会的痼疾，而浪漫主义者则呼吁人们彻底抛弃现实社会，或者飙升到一个理想的"超人"世界里，或者退隐到一个美化的原始状态中。一个现实主义者往往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一个浪漫主义者则往往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英雄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二者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在一个人身上既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的因素，也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成分，极端化的情况总是少见的。
事实上，自从古希腊文化开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这一对矛盾就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古代它体现在柏拉图 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别中，在中世纪它体现在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差别中，在近代早期它体现在马丁·路德与弗兰西斯·培根的差别中，到了19世纪它才公开地表现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罗素说得好∶"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18【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页。在20世纪，这两种对立统一的精神气质或文化风格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对西方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20世纪西方的各种思想潮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痕迹，只是以某种更加怪诞和极端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20世纪是一个市场化和平民化的时代，它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的主流是解构一切深沉的东西。在哲学思想上，以黑格尔为顶峰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20世纪的哲学（尤其是英美哲学）中遭到了彻底的批判，一种反实体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技术化潮流使得人们把眼光从虚无缥缈的本体转向了直观的现象，无论是英美的科学哲学、分析哲学、实证主义哲学，还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思潮，都多多少少地表现了一种"摈弃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虽然有些思想流派后来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返形而上学。这种反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做是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在20世纪哲学领域中的再现，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后现代思潮和解构主义。这种曾经在希腊化时期就已经出现过的思想潮流（在希腊化时期它表现为犬儒主义和怀疑主义），在当今这个追求感官快乐和便捷生活方式的消费时代又重新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风尚。
与哲学思想相同，20世纪的文学艺术也充满了解构与荒诞的风格。如果说19世纪的浪漫主义表达了一种崇高的理想精神，19世纪的现实主义表现了一种深沉的批判意识，那么这种理想精神意识在20世纪的文学艺术中则转化为一种冷幽默的调侃情调。
无论是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还是荒诞派、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都表达了一种强烈尖锐的自我意识和百无聊赖的心理感受，对于现实生活采取了一种既随波逐流又调侃自嘲的矛盾态度。在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生活方式高度便捷化、舒适化和标准化的发达社会中，在一个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都已经被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影视传媒和因特网打上了深深烙印的资讯时代里，人已经被无形地塑造成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艺术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和批判，往往就不再具有19世纪时的那种恢弘的理想情怀和深刻的思想内蕴，而是日益萎缩为一种嬉皮士式的我行我素和标新立异的形式主义。
然而，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西方文化中仍然有一种中流砥柱式的精神素养，这就是在数千年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崇高信念和道德情操，它成为限制和中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有效力量。无论好莱坞、麦当劳、因特网等快餐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有力地冲击和解构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当仍然占人口大多数的西方基督徒们在周末走进庄严肃穆的教堂19据"世界基督教数据库"（Morld Christian Database）的统计，到2010年，欧洲基督徒人数将为5.5亿，占欧洲总人口的76.2美基督徒人数将为2.8亿，占北美总人口的82.7在1910年，这个比例分别为94.596.6由此可见，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信仰虽然在近百年来呈现出衰减的趋势，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这种信仰在欧洲和北美人民中间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影响。，聆听着清纯神圣的赞美诗和牧师、神父们的布道词时，他们心中会油然升起一种崇高而深刻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情怀。这种源于神圣感召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情怀，这种积淀在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精神基质，至今仍然是大多数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20就此而言，那种"短平快"的消费主义文化虽然源于西方，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对于那些丧失了传统文化根基、陷入虚无主义精神氛围中的东方人来说，其危害性要远远大于仍然坚守着基督教信仰的西方人。
五、 西方现代科技的巨大成就与精神苦恼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使西方人的思想再一次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尤其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成为继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17世纪牛顿的经典力学之后，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的重大科学发现。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具有两点革命性意义∶一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上帝造人的传统观念和目的论思想;二是确立了一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步观，取代了机械论的静止不变的世界模式。在19世纪的西方思想界，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共同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历史发展观。
进化论虽然将人这种高贵动物的起源追溯到并不雅观的猿猴身上，但是它却使西方人进一步增强了自信心——文明的西方人根据进化论所提供的进步观念，从自己与猿猴之间的巨大差别中就可以展望到人类未来的光辉前景。更何况19世纪时的西方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思想来论证自己比其他肤色的人种更加优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进化论既为西方人摆脱基督教创世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也为“西方中心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事实上，自从进化论问世之后，很快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思想家利用来说明殖民扩张和种族歧视的合理性，最终竟酿成了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和惨绝人寰的灭犹暴行。
当自然科学在17世纪兴起时，它为人类的福祉展现了光明的希望；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虽然加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残酷剥削，但是它却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长远的角度看仍然是人类的巨大福音；至于进化论，虽然可能被一些用心险恶的人们加以滥用，但是它本身却不会威胁到人类的安全，反而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然而到了20世纪，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却成为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引导人们进入天堂的神灯，也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潘多拉匣子。
20世纪初普朗克的量子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揭开了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序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终于形成了以量子论、相对论和核物理学三大分支为主流的现代物理学体系。然而，作为现代物理学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原子能的发现和运用既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也为人类的自我毁灭打开了方便之门。原子时代之父爱因斯坦就曾经忧郁地说道：“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了除我们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们正走向空前的灾难。”如果他能活到20世纪70、80年代，目睹美、苏两国愈演愈烈的核竞争，他可能会认为，甚至连人们的思想方式也被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改变了。在80年代，美国拥有的核武器足够摧毁苏联1250次，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则可以摧毁美国145次。斯塔夫里阿诺斯风趣地说："如果一位观察家在月亮上观察地球，他很可能会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军火库、空空的食品室、到处布满恐怖的古怪星球。"2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95页。
1900年，当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时，荷兰生物学家德·弗里斯、德国生物学家柯伦斯、奥地利生物学家丘歇马克在各自独立研究的情况下，同时重新发现了孟德尔在1866年发现、但却未能引起当时学术界重视的遗传因子和遗传定律，从而在生物学领域里产生了轰动效应。遗传学从此取代了进化论成为生物学的热点，现代生物学革命也以此作为开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在理论上将生物进化的动力还原到分子水平的基因突变，而且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生物工程技术从合成生物大分子开始，逐渐发展到对植物、动物甚至人的细胞进行克隆。它一方面为植物品种的改良、动物的驯化、生物医学的发展以及人类遗传疾病的治愈开辟了光辉的前景，另一方面却引发了严重的遗传学隐患和伦理学危机————当人代替上帝和自然规律来进行自我复制和自我创造的时候，人类传统的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将遭到颠覆性的破坏，文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计算机或电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使得人们面临着一种尴尬：在电子信息时代，一方面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被大大地缩小了，另一方面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却在日益扩大。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质量与效率，但是黑客们的一次电脑病毒入侵就可能导致整个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的全面瘫痪。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其他方面，情况也是如此——空间技术和能源技术的开发既为人类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范围和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征服手段，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不可逆转的危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高科技含量的广告传媒的泛滥使得人们的生活与消费越来越方便，同时也在无形中消磨着人们的自由个性，使日常生活日益变得单一化和平面化。古代世界中曾经不可一世的伟大君王亚历山大、恺撒和奥古斯都们，如果面对着现代西方社会高耸云霄的摩天大楼、高效快捷的交通工具和舒适便利的生活设施，他们一定会感叹古代的君王远不如现代的一介平民；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了一触即发的原子武器、不断扩大的臭氧层空洞和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他们或许会认为，还是生活在古代世界中更加安全自在一些。
现代西方人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科学技术成就，但是他们在内心深处却时常会产生一种忧郁的情绪。如果说17—19世纪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造曾经让西方人表现出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那么20世纪的西方人则转向了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敏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意识到，科学技术在现代不仅成为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成为一种专制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不仅自然界日益沦为人类的奴隶，而且人类自身也被异化为科学技术的手段。这些有识之士们纷纷呼吁重振西方传统的人文精神，用人文关怀来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统治所造成的人性冷漠与社会异化。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晚年深深地意识到欧洲科学专制和人性危机的严重性，他写道∶"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22【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因此他提倡用"人的生活世界"来取代"物的科学世界"，以拯救欧洲人的生存危机。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世界不仅奴役着自然物，而且也把人降低到物的水平。他主张用艺术和诗的语言来对抗僵硬的技术"框架"，呼唤被遗忘了的"存在"，使人与自然重归和谐，从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哈贝马斯则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困境和危机主要是由于工具理性取代了交往理性而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原则，从而造成了人的物化。因此，只有通过"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才能实现"社会的合理化"，从根本上消除由于工具理性的暴虐所造成的深重危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晚年这样写道∶
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像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23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911页。
中世纪的西方人曾在基督教信仰的蒙昧氛围中过着一种贫乏的物质生活，而现代的西方人则在丰盈的物质条件下感受到一种精神的迷惘。希腊式的灵肉和谐理想始终如同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萦绕着在物质的诱惑和精神的感召之间痛苦地挣扎的西方人的心灵。然而，诚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走出原始和谐状态的伊甸园的道路正是人类之成为人类的现实的历史过程。唯有失却了乐园，人类才能在更高的境界中重归乐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现代文化所达到的只是漫漫旅途中的一个驿站，通往前方的道路虽然迷雾檬濠，但是那熹微的晨光却昭示着无限的希望…
重点与难点∶
1.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对于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
2.从殖民时代到"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演变。
思考题∶
1.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包含哪些基本观点?
2.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给人类心灵留下了什么样的阴影?
3.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发展的利与弊?
参考书目∶
1.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2. 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徐钧尧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