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社会科学的兴起
背 景
有不少科学属于社会研究的范畴，它们中的一些和哲学同
样古老。相应于哲学的历史，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政治理论
(从智者派开始)。我们也提到了历史编纂学(从希罗多德和修昔
底德到维科再到狄尔泰)、法学(西塞罗和边沁)和教育学(从苏格
拉底到杜威)。而且，我们已经讨论了经济学(斯密、李嘉图和马克
思),以及通过使用一些功利主义的范畴来塑造社会科学的倾向，同
时我们也提到了(以黑格尔的思想为基础的)比较具有历史取向性
质的社会研究。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概述社会学的兴起，涉及的人
物有孔德、托克维尔、滕尼斯、齐美尔、涂尔干、韦伯和帕森斯。我们
特别将集中讨论他们对现代社会和社会学的地位的分析。
第一节 奥古斯特·孔德———
社会学的“大祭司”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6)是新的
…第二十章章社会学的的兴起—528—
关于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的先驱。在其《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中，
他引入“社会学”这个术语来替代他以前用过的社会物理学。
孔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学的兴起：在孔德看来，人类理智的发展
经过了三个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已
经进入了实证阶段。这些科学已经从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思维中解放出来
了。但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却还是以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辨为特
征。孔德要把这些学科推向实证的、科学的阶段。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成了
作为一种实证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倡导者。
实证的和实证主义这两个术语具有一种论战的锋芒。孔德论战的矛头
所向，是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实证的科学是经验的、客观的和反思辨
的。它专注于可知觉的现象，专注于能够通过经验研究而加以确立的有秩
序的关系。经典物理学是实证科学的典范，社会学应该尽可能地仿照物理
学。社会学应当成为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这种进路在建设性的、教化性
的意义上也是“积极的”。像作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反应的复辟时期
思想家(特别像波那德和德·梅斯特)那样，孔德认为启蒙运动的观念是消
极的和破坏性的。它对传统和权威的批判，不仅导致了对古老的政治体制
的破坏，而且导致了一场以恐怖和混乱收场的革命。他把卢梭和伏尔泰称
作“断头台的哲学家”。和复辟时期的思想家们一样，孔德关注后革命阶段
的道德危机。他认为，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正在兴起的个人主义(“西方世
界的疾病”),它发端于宗教改革，在启蒙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这种疾病的
一个重要征兆，是像人民主权、平等、个体的自由的观念以及与之相伴随的
对家庭、宗教、教会和共同体的否定性看法。在从霍布斯到康德的传统中，
这种个人主义也被表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个
体是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参见有关社会契约的理论)。但是，孔德认为，将社
会分解为分离的个体，并不比把一条线分解为点更容易。社会只能分解各
个群体和共同体。这些群体中最根本的是家庭。
孔德在两点上与保守的复辟时期的思想家区分开来了。首先，他拒绝
罗马天主教之为社会整合力量的思想。法国保守的社会哲学家试图回到法
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封建一天主教的原则。孔德认
为，这些原则属于人类发展的一个较早的阶段，必须被实证主义的原则所取
代。实证主义是惟一能够在社会上扮演以前被罗马天主教所占有的角色的
原则。因此实证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约束力量(宗教)。其次，比起复辟时期的
92samg 2he ue SA—529—
思想家，孔德更能和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相协调。作为一种关于社会的自然
科学，社会学可以构成一种新的、有效的社会技术的基础。它将成为一种指
导社会的工具，以使社会能够重新以有序的和被良好整合了的方式运行。
然而，孔德认为，社会学不是诸多科学中的一种，而是处在科学的等级
体系的顶端。同时，类似于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它是新社会中准宗教的整
合原则。这些观点在孔德后期的著作中更加明显，在那里，他早年冷静的、
反形而上学的态度让位于对实证主义的“宗教”的炽烈的热情。这个时期的
孔德的实证主义，读起来像是用一种新的、世俗的语言加以表述的复辟时期
的天主教。孔德认为，社会本身，如实证社会学所理解的那样，已成为“最
伟大的存在”(Le Grand Etre)。在他的晚年，他事实上创立了“人道教”,并
获得了很大的支持，在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建立有“教堂”。孔德科学社会学
纲领的早期形式的追随者，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通
常有意地忽视《实证政治体系》(1851—1854)中所阐发的新宗教的思想。
孔德视社会学为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的基本观点，在19世纪的下半叶
(乃至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有不少的追随者。这位社会学“主教”的影
响，在比方说爱米尔·涂尔于对社会学方法的基本特征的重新表述(《社会
学方法的规则》,1895)中，可以看到。涂尔干几乎不利用后期的孔德，但是
他深受《实证哲学教程》的影响。
孔德在社会学史上的重要性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如下3个方面：
1.他提出了一个实证的“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的纲领，至今还有许多
追随者。
2.他主张“社会现象”可以像自然事件那样加以客观地研究。
3.他主张，关于社会的恒常关系的社会学的洞见，使得一种新的社会
技术得到发展，以促进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
第二节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法国贵族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
1859)特别因他的研究：《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而让人铭记。托克维
尔认为，在行为和态度上，在政治上和制度上，存在着一种朝向更大平等的
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在发展这样一种民主的平等上走得最远的国家是美
…-----.
第二十四章社会科的的兴起—530—
西
国，而欧洲将步其后尘。
作为一个贵族，托克维尔对这一走向政治民主的运动有一种矛盾的心
理。但是，作为孟德斯鸠的思想亲属，他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放的。一方
面，托克维尔认为，这种民主比起旧的政体更为正义。另一方面，托克维尔
看到了社会平面化的危险：如果人人事实上都平等了，就会出现平庸。托克
维尔认为，把美国人维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对金钱和效率的共同兴趣。在此，
他预示了对所谓大众社会的现代文化批判。
但是托克维尔感到，不仅贵族的、精英的价值受到了威胁。他认为，要
把个人主义、自由与民主的平等协调起来是困难的：当民主的大多数在所有
领域中都掌握了权力，有分歧的少数人和不服从的个体就有受压制的危险。
这种压制是更为危险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公然的肉体暴力的问题。公众观
点以一种平静的、毫无痛苦的方式压制了不受一般人欢迎的观点。法国大
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和博爱。但是，托克维尔认为，自由和平等难以结
合，平等的胜利要以自由为代价。而且，托克维尔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民
主会导致强大的国家权力，而那种国家会管制人民的物质条件。
托克维尔不仅看到了走向更大平等的倾向，而且看到了走向新的阶级
分化的倾向。这些走向不平等的倾向的根源在于工业化。一方面，托克维
尔认为，民主的平等促进工业化，既因为它对每个人的物质福利的强调，为
工业产品创造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市场，还因为更大的平等使得为工商业招
募有才能的人更为容易。另一方面，托克维尔也看到了不平等增长的倾向。
独立的手艺人被转变为工厂的工人，从事单调乏味的劳动。雇主经营着他
们的大公司，除了劳动和工资的交换之外，和雇工就没有什么接触。存在于
贵族和佃户之间的相互责任感迷失了。托克维尔在新雇主和他们的雇工之
间的关系中看到了一种走向新的不平等的倾向。因此，他既预见了政治平
等的发展，也预见了经济不平等的发展。托克维尔是首先对进步的信念加
以怀疑的思想家之一，他力求达到一种关于19世纪上半叶社会发展的优点
和缺点的平衡的看法。
第三节 费迪南德·滕尼斯——共同体和社会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我们所说的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对子。
方管L
史
X Sang Zhe 9ie Si—531—
这些概念对子可以理解为古典社会学论证的一些视角或参照系。也许最重
要的概念对子来自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
1855—1936)。这就是他的主要著作的名称：《共同体和社会》(1887)。
在这本著作中，滕尼斯试图以 Gemeinschaft和 Gesellschaft 为关键词
来发展出一个全面的概念体系。Gemeinschaft 通常英译为“共同体(com
munity)”,而 Gesellschaft则可译为“社会(society)”。我们将举出这个概
念对子的一些例子，来阐明滕尼斯的观点。
Gemeinschaft(共同体)概念之于古典社会学的重要性，正如自然状态
概念和社会契约概念之于从霍布斯到康德的政治哲学。霍布斯以来的传
统，用契约的概念来为社会关系和政治状况提供合法性或进行辩护。契约
为社会生活中的恰当和正义提供了一个范本。所有起源于契约即自愿的协
议的社会关系，都是合法的。在19世纪的初创的社会学中，契约概念作为
一个基本范畴大体上被 Gemeinschaft范畴所取代。同时，Gemeinschaft 也
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典型。滕尼斯认为，Gemeinschaft 指称的社会关系的全
部形式具有如下特征：高度的人际亲近、情感的深度、道德的义务、社会的凝
聚力和经久的连续性。这种 Gemeinschaft的典范是家庭。存在于家庭成
员之间的纽带和关系，根本不同于(比方说)妓女和嫖客以及公司的雇主和
雇员之间的关系。在一种Gemeinschaft的关系中，存在着情感的纽带(不
管较好还是较坏，如在一种爱的关系中),而不是那种作为社会 Gesellschaft
之特点的非私人的、匿名的关系。
在滕尼斯的社会学中，Gesellschaft(社会)指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典型的
现代关系，即那些以高度的个人主义和非私人的形式礼节为特点的关系。
这些关系源自个人决定和自身利益，而不是来自构成 Gemeinschaft之基础
的传统和情感关系。简言之，滕尼斯把 Gemeinschaft看作一种持久的、真
正的社群，而把 Gesellschaft(社会)看作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的和机械的生
活形式。
我们已经说过，Gemeinschaft的典型是家庭。个体出生在一个家庭之
中。因此，在Gemeinschaft 中，血缘纽带和家庭关系是 Gemeinschaft的支
柱。但是，众多个体也为各种形式的友谊以及他们当地的环境而联合起来。
在 Gemeinschaft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有基尔特、各种职业性团体和知识分
子团体、宗教会众和教派。典型的 Gemeinschaft关系，包括了传统的师傅
和徒弟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家之主和家庭的其他成员(包括仆人)之间的
…….
第一十四章社会料学的出世—532—
关系。
滕尼斯强调，在对 Gemeinschaft 的通俗的界定中，道德的方面常常处
于一个重要地位。一个以 Gemeinschaft 关系为特点的社会，常常令我们感
到“温暖”、“亲密”,且以“私人关系”为特征。然而，这些前现代的特征，常常
会伴随着广泛的腐败、裙带关系以及法规的根本缺陷。
滕尼斯认为，社会性别(gender)问题也反映在这些术语中：从传统上
说，女性比起男性更倾向于这些“温和的价值”。女性的解放要求女性进入
“男人的世界”,也就是进入 Gesellschaft的关系。通过这个过程，女性变得
“冷酷”、“开明”、“清醒”、“会算计”,就像男人一样。滕尼斯认为，正是妇女
和儿童身上的这种Gemeinschaft的因素，说明了何以在早期的工业社会
中，妇女和儿童更容易受剥削。
Gemeinschaft和 Gesellschaft的概念对子，在滕尼斯对当时发生在欧
洲的巨大社会变迁的理解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滕尼斯强调，欧洲社会已经
从 Gemeinschaft关系转向了以协议和契约为基础的 Gesellschaft关系了。
这个过程创造了人和人之间新的联系，破坏了传统的权威，并代之以新的权
威形式。竞争和利己主义变得越来越强势，因为Gesellschaft 的核心是理
性和经济的计算：
关于 Gesellschaft的理论处理的是一个人类集聚体的人为的构
造物，就人们和平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而言，它和 Gemeinschaft有一
种表面上的相似性。但是，在 Gemeinschaft中，尽管有一些分裂的因
素，人们本质上是联合在一起的，而在Gesellschaft 中，尽管有一些联
合的因素，他们本质上是分裂的。……在这里，人人都得靠自身，人
人都是孤立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紧张关系。他们的活
动的领域和权力的领域是明显地分开的，因此，人人都拒绝他人联系
和进入他的领域，例如侵入被视为一种恶意的行动。人们相互之间
的这种消极态度，成了这些被赋予权力的人的一种常规性的和总是
潜在着的关系，它是静止状态下的Gesellschaft的特点。没有人想授
予他人和为他人生产什么东西，如果不是为了交换他认为至少和他
所给出的东西相对等的礼物或劳动，他也不会慷慨地给他人什么
东西。[2]
百
7
209ang 2he 9ue Sk—533—
也许有人会把这解释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消极的刻画。难道滕尼
斯在 Gesellschaft中没有看到一点积极的东西吗?他决不是一个反动
派，他强调，没有Gesellschaft,我们就无法想象现代的开明和文化的兴
起。城市和都市生活同样也和 Gesellschaft相联系。和城市相联系的是
科学、贸易、工业，以及任何我们理解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东西。《共同
体和社会》也许是一部怀旧的作品，但是，这是一种已经编织进古典
社会学基本概念的怀旧。这种怀旧所表达的问题，依然是我们社会的
特点。
滕尼斯认为，Gesellschaft阶段的顶峰已经是远远地过去了。当我们迈
进现代性，对Gemeinschaft关系的要求已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早在19
世纪 80年代，就出现了试图将 Gemeinschaft关系和安全机制引入 Gesell
schaft的努力(社会政治、福利国家等)。我们当下对邻里关系、私人领域、
社会网络、宽厚的价值、非中心化倾向等的兴趣，都表明了滕尼斯所界定的
问题依然是相关的。
我们已试图表明，Gemeinschaft和 Gesellschaft 这个概念对子如何刻
画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如何能够与欧洲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
相联系。我们也可以把 Gemeinschaft和 Gesellschaft看作从未以纯粹的形
式在经验世界中存在过的两种极端的类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现代社
会更接近于 Gesellschaft而不是Gemeinschaft。
滕尼斯的概念对子后来在社会学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们在美国社
会学家查尔斯·H·库利(Charles H. Cooley,1864—1929)的著作中
再一次出现。库利区分了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初级群体的特点是紧
密的接触和“面对面的关系”。当一个群体塑造了我们的社会本性和理
想的时候，它是初级的。最重要的初级群体是家庭、邻里和青少年群
体。他们以不同方式构成了一个“我们”。各种组织和政党是次级群体
的实例。在初级群体中，接触的频率和关系是连续的、亲密的，而在次
级群体中，关系是任意的、形式的和非私人的。这意味着，在初级群体
中，交往的手段是语言、模仿和姿势，在次级群体中，它们往往是书信、
简报和电话交谈。
后面我们还要考察马克斯·韦伯和塔科特·帕森斯是如何发展滕尼斯
所提出的基本概念的。
第二十四章社会科学的兴起—534—
营
第四节 格奥尔格·齐美尔——社会组织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德国犹太人，是古典
社会学家中的大散文家。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论社会差异》(1890)、《货币哲
学》(1900)和《社会学》(1908)。此外，他还有一些关于哲学、艺术和其他文
化问题的研究著作，如《城市和精神生活》、《文化的悲剧》、《一元和二元》。
对于齐美尔来说，社会学是关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或社会互动的一
门科学。就此而论社会学是一种关系性思维。社会互动就是“作为过程的
生活”。这意味着社会现实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实际上封闭的体
系。因此，社会学就应当从这个过程中那些最简单元素出发，并发现它们的
相互关系。
齐美尔认为，社会学在很多方面是社会的显微镜学。在一系列有趣的
文章中他描述了孤独和“双人性”。他也讨论了处于互动中的“陌生入”的社
会情景。在《冲突》(1908)一文中，他考察了群体之间的冲突，如何使得一个
群体中的成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来反对敌人，而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
的互动也会使它们更为接近。齐美尔认为，社会是无数互动的“肌体组织”
(tissue)。为了理解这种互动，我们必须在微观的层次上进行社会学的考
察。这种考察必须从互动的最简单的形式和连接个体的不可见的线索出
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社会的迷宫中找到线索。
在他的文章《都市和精神生活》(1902)中，齐美尔展示了现代城市是如
何创造新的互动形式和新的人群的：在大都市中，我们被各类印象所包围。
齐美尔认为，每个人的“神经生活”变得紧张起来。现代人变得有些过于敏
感。为了逃避这种紧张的压力，他们便在他们自己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之间创造一种距离。为了逃避日益增长的印象——声、光、图片-
他们试
图把现实关在门外。这样，在城市的居住者中，就产生了一种典型的厌倦享
乐的心态。为了生存，他们变得沉默寡言，并和环境保持了某种距离。最
后，现代人的过敏将他置于真空之中。齐美尔认为，我们时代的人在承受痛
苦，因为他们既与现实太近，又与现实太远。
齐美尔的出发点不是宏观的社会学概念，而是对细节的微观社会学分
析。他认为，我们的概念必须和它们要把握的东西相适应。在齐美尔看来，
史
Sang 2he Xue SR—535—
现代的世界是分裂的和碎片化的。把握“整体”再无可能。只有在生活的细
节中，在万花筒似的碎片中，才有可能一窥更大的相互关联。因此，方法论
的手段包括了“快照”;片段和特殊印象。一个简单的因素就能够揭示社会
联系。比如，一个硬币(或一把钥匙)就是重要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符号。在
现代社会，金钱连接着人和人。齐美尔启发了20世纪的新兴社会学。其他
许多作者，包括马克斯·韦伯，吸收了他的思想。在他的长篇专论《货币哲
学》中，齐美尔阐明了，对手段一目的之链的计算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
流行，换言之，工具(目的)理性为其他形式的合理性所用。由于金钱经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分析中，齐美尔提出
了一种关于社会关系的异化和物化的独特理论。我们所创造的物越来越成
为我们的主人。类似地，社会交往会“硬化”为客观的、超个体的结构。在现
代生活中，我们对包围着我们的技术理解甚少。文化也是一样；我们不再理
解内在于各种文化形式中的精神。因此，精神的结果对我们就成为异在的
东西。
人们常说，齐美尔是一个“印象派”式的社会研究者，他像印象派画家如
莫奈、雷诺阿、修拉一样，试图把握自发的体验。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印象主
义者，他是把握社会现象的直接、第一的印象的大师。因此，他对现实的描
绘，就是由这类瞬间的印象所组成的。在许多方面，齐美尔是社会学的“探
路人”,努力勘测现代生活的碎片地块。他关于社会生活的“流动”画卷也影
响他的表述方式。结果是，他的论证常常是假设性的和试探性的。没有一
个社会学家或哲学家像齐美尔那样频繁地使用“也许”。因此，他之被称作
一个“也许一思想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此意义上，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
小品文，和他那试图把握碎片世界的某些方面的努力，是很适合的。他也并
不主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种美学上的追求。他是语言大师。所
以他的风格是难以模仿的。他的思想若被转译为日常的散文，便会丧失掉
一些重要的东西。齐美尔体现了在诗意表达和社会学之间流畅自如的转
换。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主题上，他都预示了后现代的经验。
第五节 爱米尔·涂尔干——社会和社会凝聚力
生平 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来自德国和法
热出之老一—536—
国的边界地区洛林。他的父亲是一个拉比，但是涂尔干对宗教问题持一种
不可知论的态度。他在巴黎学习哲学和政治理论，在波尔多大学讲授教育
学和社会科学，后来在巴黎大学成为教授，先是教育学的教授，后来是社会
学的教授。他认为，他的任务是开始从事社会的一种新的科学，即社会学。
他积极投入一些政治事业，比如著名的阿尔弗来德·德莱福斯(1859—
1935)误判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斗争。他最重要的
著作包括《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自杀论》
(1897)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
涂尔干的基本思想是，社会是建立在一些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力量之上
的。当社会的凝聚力削弱的时候，社会就出了毛病。我们必须发现正确的
治疗方法来恢复这种对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凝聚力。对涂尔干来说，社
会学就是关于这种凝聚力的科学：它的基础是如何被削弱的，如何才能得到
加强。涂尔干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的凝聚力被削弱了，也就是说，它是一
个病态的社会。
涂尔干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社会学应当运用和社会成员用来理
解他们的社会互动的那些同样的社会概念(参见，温奇，第二十六章)。涂尔
干认为，社会学必须发现更好的概念。他用自杀的概念来说明这一点。从
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开始，涂尔干追求的是这样一个自杀观念，它是可以相
对于不同的社会条件
也就是不同的非心理性质的变异
用统计方法
来加以处理的。通过忽略自杀的各种情感的和个体的方面
这是每个受
害者都感到和想到的
涂尔干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使自己与心理学拉开
了距离。相关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宗教派别、民族、社会阶层等，他追溯
了自杀频率的变化。这样的统计构成了涂尔干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工作的
基础。(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止于统计。)在这些统计的基础上，他试图构造
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即关于社会凝聚力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高自杀率
是一个弱化了的凝聚感的标志。
涂尔干的方法有时被称为是实证主义的。这个词模棱两可得很，总有
必要来说明它的含义。说涂尔干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并非在逻辑实证主义
的意义上，而是在他对所与的东西(所与的即“实证的”)感兴趣的意义上。
他要观察的，是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他不想作出激进的改变或“否定”。涂
尔干想如其本身所是的那样来理解事物，以期为不健康的社会分裂寻找一
种补救或治疗(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变化主要是一种对社会的削弱)。
西
五部
7史
91 9ang 99ua SN—537—
当他说社会学家应当把社会现象看作事物时，他所想的是用统计的材
料和实践的概念来发展理论。这种进路代表了与那种纯粹建立在理解基础
上的社会研究的决裂。但是，自然主义的还原——根据这种还原，社会现象
被认为和自然对象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并不是这种统计论进路的必
然组成部分。基于他关于自杀的统计资料的工作，涂尔干认为他能够说明
社会的凝聚力，并确定社会凝聚力削弱的原因。他称这种弱化了的社会凝
聚力为失范(希腊词：anomia,意为没有法律/规范),即无法律性，无规范
性。简单来说，失范状态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的削弱。当社会失范发
展时，个体对压力和困难的抵抗力就减弱，自杀率就提高。
因此，涂尔干认为，他有统计方面的证据表明，结了婚的男人比起单身
的男人，结婚生子的夫妻比起没有子女的夫妻，罗马天主教徒比起新教徒
等，少一些失范(多一些社会凝聚力，低一些自杀率)。因此，婚姻、家庭和
(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宗教，特别是天主教，是社会中的粘合因素。
涂尔干认为没有必要为了拥有一个人性的社会而废除劳动分工；相反，
彻底的劳动分工能使社会再次变得和谐：当劳动分工不发达的时候，人与人
之间存在着平等，但很少个体性。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占主导地位的是一
种“机械凝聚力”。但是，随着劳动分工的增加，个体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
结果是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凝聚力”:像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那样，每人都
依赖于他人。这样一种日益增加的分工导致了专业化和个体化。
但是，在涂尔干看来，基于分工的社会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病态
的。问题在于经济是否是按照正确的规范在运作。当这个条件不能满足
时，就会出现失范(比如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涂尔干不是回顾，追求一个
没有分工的社会，而是企盼，追求一个基于分工的和谐的社会。
涂尔干认为，强化社会一经济生活的规范-
这对于克服失范而言是
必要的——不能通过简单的道德化或仅仅通过国家权力就能实现。在国家
当中必须要存在一些能够以和谐的方式来调节经济的建制。这就涉及了法
团。涂尔干需要一个法团国家，也即这样一个国家，其中法团组织有效地、
可靠地调节经济。
和黑格尔一样，涂尔干提供了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回答：他既反对纯
粹自由主义毫无控制的扩张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剧变的理论。
涂尔干的观点主要针对的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处，
也就是说，针对它们从启蒙运动那里继承而来的共同政治遗产：发展、解放
第二十四章社会科学的兴—538—
面
五暂
和进步的观念。这些其他理论家十分强调的观念，在涂尔干看来，是走向解
体的危险趋势。社会应当稳定，尽管不是静止不变。涂尔干质疑像发展和
进步这样的概念：当这些术语被运用于所有种类的变化时，它们实际上以一
种无害的方式描述了恰恰是破坏性的失范。涂尔干认为，我们不应当把自
己从一切事物中“解放”出来，而应当努力争取作为社会稳定和幸福之前提
条件的社会凝聚力。
通常人们会区分两类社会理论：一些理论假定了一种基本的冲突，一些
理论假定了一种基本的和谐。在这方面，涂尔干确实是一个关于和谐的理
论家，而马克思是一个关于(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之前的历史的)冲突的
理论家。历史地说，涂尔干的思想回到了前文艺复兴的政治理论，比如说，
回到了强调整合和稳定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如今，在生态
学的语境下，作为一种对关于生态平衡的社会学的贡献，他的理论也是饶有
趣味的。
关于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涂尔干强调了共同体和凝聚力。个体必须
适应对于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来说必要的规范和规则。原则上说，另一种
可能性就是无政府主义(失范),这对个体没有什么好处。在一个发挥功能
的共同体中，个体性和开明性能否通过对独特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的辩证
中介——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而得到确保，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围绕
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这种中介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难
以解决的。但是，有些批评者还是认为，涂尔干没有充分地对待这个问题。
第六节 马克斯·韦伯———合理性和
“英雄式的悲观主义”
科学哲学和理想类型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可能是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
发展产生了最大影响的古典社会学家。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他的科学哲学
和他关于“理想类型”的观点。
韦伯认为，在事实和价值、所是和所应当是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差
别。作为科学家，我们只能评论事实，而不能评论价值。当然，我们可以研
究人们实际上接受的价值。那是一个经验问题。我们也可以在政治上和道
7要
5ang 2e Xue Sh—539—
德上介入。但是，这种介入源于我们的公民的身份，而不是作为科学家的身
份。因此，我们决不能混淆这两个领域，比如在科学的外衣下来做政治宣
传。科学当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达到某个目标的适当手段的一些情
况。它也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达到这一目标所需“成本”的情况。但是，一
旦提出这些事实，行动者必须亲自作出一个选择。这就是韦伯关于科学的
价值无涉的主张，也就是说，科学之为科学，只能对所是而不能对所应当是
有所言说。在科学中，我们追求的是对任何人都有效的真理：“社会科学的
一个前后一致地正确的科学证明，如果它要达到其目的，必须甚至被一个中
国人也承认为正确的。”这一点曾经是真的，现在还是真的。[3
韦伯的价值无涉的思想并不是说价值在科学中不起重要作用。总是有
一基本的观点和视角会决定哪些主题会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韦伯认为，
所有关于文化和社会的知识都是受价值观念所制约的。像新康德主义哲学
家亨里希·李凯尔特(1863—1936)一样，韦伯认为，在和“文化价值”的联系
中，文化科学以独特的方式赋予了历史研究的主题以形式和地位。但是在
一个关键点上，即在认为存在着客观的文化价值这一点上，韦伯不同意李凯
尔特的观点。韦伯的观点接近于尼采，即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主观价值，
吸引着研究者的兴趣更倾向于某些主题而不是其他主题。因此，韦伯的科
学哲学的第二个前提便是一种总体的价值多元论的思想。
韦伯主张，首先，世界和生活呈现为一种无限的多样性，一种由诸多事
件和行动所构成的实际的混沌状态。如果我们想要“不用任何的价值预设”
来描述世界，我们会发现无限数量的观察和意见，以及一种由相关的和不相
关的事实所构成的混沌。韦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卡尔·波普尔对事
实的朴素收集的批判，颇有共同之处。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架构这个混
沌，即只有一部分实在才是对我们重要的。一个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特定
问题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些具有文化价值的观念。我
们正是根据这些文化价值——按照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来区分本质的和
非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使得现象变得相关且赋予它们意义的东西。因此，
对于文化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价值观念是准先验的预设。
韦伯意识到，价值观念——它们实际上引起了一个研究者和一个研究
共同体所研究的相关问题——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社会科学中的变
化，可以是自我理解中的一些深刻变化的结果，是根据一特定时代的价值观
念而发生的变化的结果。韦伯描述这些变化的语言令人想起托马斯·库恩
第二十四章社会科学的兴起—540—
对科学革命的阐述(参见第二十六章),但是韦伯十分强调社会科学之外的
文化变迁对于这些科学之内的问题的选择的影响。在这方面，一个核心的
因素是一个时代或一个研究者的价值观念的变化：
但是气氛变化的时刻到来了。那些未反思地加以运用的观点的意
义开始变得不确定了；道路迷失在暮色之中了。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
芒开始照射进来。而科学也准备改变它的立场和分析工具，并从思想
的高度来看待事件之流。它追随那些仅仅能够赋予它的劳作以意义和
方向的星辰。[4]
根据威廉·狄尔泰和德国的精神传统(参见第十六章),韦伯主张社会科
学必须运用“理解(Verstehen)的方法”。他的社会学巨著《经济和社会》的副
标题是《一种理解的社会学的基础》,这不是偶然的。社会学不应当仅仅局限
于发现支配社会行动的一般规则，它还应当试图去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和
动机。这些主观动机在下一个阶段可以被视为社会行动的原因，可以发展为
一种因果性的社会学说明。这符合韦伯对社会学的定义。“社会学(这个高
度含混的词在此意义上被使用),是这样一种科学，它试图对社会行动进行意
义理解，以期由此达到一种关于它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说明。”[5]
关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注意两点：出发点就是通常所谓的方法论的
个人主义。这意味着，韦伯对社会学中的集体概念持怀疑的态度。如果
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格这样的概念不能追溯到社会行动，它们就有点“贪多
嚼不烂”了，但如果社会学只限于行动者自己的理解，它的“胃口又太小
了”。在韦伯的定义中，还隐含着行动和事件之间的区分。社会学关注的
是有动机的行动，自然科学关注的无动机的事件(比如行星的运动)。人
类行动的意义特征在自然界没有对应者。但是，这并不排除在社会学中
进行预测的可能性。行动有一种特殊的性质，使得它比一个自然过程更
具可计算性：行动具有一种可理解的动机。因此，行动比起事件是更少
“非理性的”。
因此，韦伯认为，理解(Verstehen)并不排除说明(Erklren)。理解的
(诠释学的)方法是对因果说明的方法的补充。对他人的直觉的“移情”是不
充分的。一种对动机和目的理解性的解释必须由因果说明来补充或支配。
韦伯认为，一旦行动的意义得到了阐明，描述人类行动过程的统计性的陈述
五
史
9amg 2eXGue SR—541—
(如自杀率),便首先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因此，社会科学必须通过行
动者的主观意向和视角而进步。
我们已经说过，研究主题是由价值观念构成的，科学应当是价值无涉
的。对于韦伯来说，这里不存在矛盾。正是通过价值，某事物成了相关的研
究主题，但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对这一主题所说的一切，必须以不作价值判
断的方式说出。
在此，“理想类型”起着核心作用，正如它们在韦伯的科学哲学中所起
的作用一样。理想类型可以理解为在科学中使用的基本概念。他们构成
了实在的“模型”。对基本上是一个唯名论者的韦伯来说，理想类型的概
念(比如“经济人”),不代表实在的特征。根据李凯尔特和新康德主义，韦
伯认为，一个理想类型只是一种用来帮助我们安排多样的实在的形式工
具。它培育了主题的特殊的方面，而没有规范的重要性。(理想类型和规
范意义上的“理想”没有任 何关系)。比如说，“克里斯马王国”的理想类
型，描述的是一种不会以纯粹形态在任何社会中被发现的王国。这同样
适用于理性类型的构造物如“文艺复兴”、“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目的合理性的行动”等等。
韦伯的理想类型观可以根据康德的范畴来理解。正如康德的范畴是关
于现实之可能的认识的条件，韦伯的社会学的理想类型是旨在把握无限多
样的现实的某些部分的网。不同于康德的范畴，理想类型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们是研究者所构造的，但是，相对于所与的事态，它们必须还是在逻辑上
是一致的和“充分的”。【6]
行动类型和合法化模式
韦伯将他的社会学建立在4种“纯粹的”行动类型(理想类型)上：
1.可以合理地导向一个给定目标的行动(目的合理性行动)。
2.可以合理地导向一个绝对价值的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
3.可以被行动者的情感状态决定的行动(情感性的或情绪性的行动)。
4.可以被传统和深植的习惯所决定的行动(传统取向的行动)。
在前两种类型的行动中，行动是合理的。“合理的”这个术语指的是
将前两种行动和后两种行动区别开来的某些标准。第一种行动是合理
的，因为它导向一个有意识地以及毫不含糊地制定的目标，并且在可用知
识的其础上 平取能够导致这一曰标之实现的王凸 田此 曰的合理可
………………………………—542—
以刻画为手段—目的的合理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韦恩赫·冯·布
劳恩(Wernher von Braun)试图研发能够发射到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导弹
的工作，就是目标合理性行动的一个例子。一次成功的医学方案，是另外
一个例子。
第二种行动类型是合理的，是因为它是由行动者的如下伦理的、宗教
的信仰所决定的，即某种形式的行动具有独立于其结果的绝对价值。船
长出于荣誉和职责而和船舰一同沉没，是根据价值合理性而行动。基于
一种“道德义务的伦理学”的行动，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价值合理的行
动。各种各样的事例表明，对一个行动者是“合理的”,对另一个人则是
“不合理的”。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合理性”是根据行动者的目标、价值和
知识来界定的，而不是根据社会科学家认为是相关的目标、价值和知识来
界定的。
韦伯并不把第三种类型的行动刻画为合理的。它是行动者的情感状态
的直接后果。一个神经失常的行动和对一种异常刺激的失控的反应，可以
说是一种充满激情的行动。这样一个行动处于有意义的行动和无意义的行
为的边界上。
第四种行动包括了我们根据并不意识到的习俗和习惯(或者规范)、几
乎“无意识地”所做的一切。这种类型的行动也描述了常常超越了被认为是
有意义的行动的行为。如果与深深地植根的东西的联系被有意识地挪用
了，传统的行动便接近价值取向的行动。当我们有意识地倾向于传统时，我
们的行动便是价值合理的。
对于韦伯来说，意义和合理性有密切的联系。有意义的行动与目标合
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有关联。传统的行动和激情的行动是两可的情况。作为
一种“理解的社会学”,韦伯的方案是建立在合理的行动的观念之上的。
这四种类型的行动，使得更准确地界定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合理化
和现代化的涵义成为可能。韦伯认为，西方合理化的过程可以描述为一个
发展过程，其中，越来越多的行动领域被目的合理性行动所渗透。在经济、
法律和行政管理等领域中的行动，接近于“目的合理性行动”这种理想类型。
如果我们把目的合理性看作是一种基本的文化价值，那么,我们便可以谈论
每一个这样的领域中的“进步”,也就是说，是在一种日益增长的目的合理性
的方向上的合理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宗教的“博爱伦理”作
为一种基本的文化价值，我们必定——也许是不情愿地——意识到，随着世
9ang 9xeSR—543—
界越来越世俗化，这种博爱伦理在越来越多的行动领域中在逐渐地解体。
在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中，这类问题是核心的。
韦伯的行动理论也阐明了科层化这种现象：现代社会生活具有一种日
益增长的科层化的倾向。这和如下事实相联系：一般来说，商业和社会要求
越来越好的计划和组织。科学成为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因此进入了整个社
会。这个过程使得行动变得更加趋于目的合理，因为这样的话，面对偶然的
和不可遇见的因素，我们安全感越来越大，而所受的损失越来越小。因此，
我们同时拥有了科层化、科学化和日益增长的合理化。
韦伯认为，这个发展过程，既代表了异化，也代表了更高的目标合理性。
他不相信在这个领域内有质的变化。更高的民主化同时也就是更高的科层
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韦伯和马克思之间的一种明显差异：韦伯不能想象
社会结构的一种决定性的变化。社会主义似乎也不是一种质的改善。韦伯
认为，取消市场经济事实上会加强科层化。
韦伯提出了国家权威的合法化的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的权威，克里斯
马型的权威和法理型的权威。伴随着科层化，国家的合法化也随着改变，或
者反过来也一样，合法化形式的改变，导致了科层化：在相对静态的、传统的
社会中，国家的权威从来没有真正地受到过质疑。国家的权威建立在传统
之上。但是，随着传统的削弱(科学化和合理化),这类权威也会变得更加薄
弱。一种替代性的合法化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马：克里斯马型的权威，是通
过臣民与作为一个人的统治者情感上的联系而获得合法性的(参见激情的
行动)。克里斯马型的领袖之被服从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品质，而不是因为法
律和传统：“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马太福音》5:
21—22)相反，在现代社会，是科层制的合理化，给国家权威提供了合法性：
所发生的事情是合理的，是根据法律和正义的。国家的行动是合理的和透
明的。比方说，一个裁决，不是基于妄想作出的，而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法
律作出的。因此，韦伯谈论的是法理型的权威。
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的问题是重要的，还因为韦伯把国家看作一个可以
合法地使用暴力的建制。换言之，这种国家观说的是现代国家事实上所拥
有的手段，而不是国家应该或不应该具有的任务或功能。
第四章社金中学出式话
…………
四种行动类型和三种合法化形式，是韦伯的一般化的理想类型。从原
则上说，不管时间和地点，它们都可以用来分析所有的社会形式。因此，一
般化的理想类型，可以说沟通了制定法则的科学和描述特征的科学，即把握—544—
普遍法则的科学和描述特定事例的科学。其他的理想类型可以适用于特定
的历史现象，如“新教伦理”、“文艺复兴”等。为了简化这个概念，我们要区
分一般化的社会学的理想类型和个体化的历史的理想类型(参见下文)。
新教和资本主义
在韦伯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合理性和合理化是共同的线索。在他
的广泛的经验工作中，韦伯试图说明西方特定的合理性的发展。核心的问
题可以表述如下：“一个现代欧洲文化世界的产儿，会不可避免地并且正确
地从如下视角来处理普遍的历史问题：什么样的事件之链，导致了这样的结
果，即在西方，而且只有在这里——如我们至少愿意想象的那样
产生了
依然指向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7]
因此，韦伯力求把握区别于其他文明的西方所特有的社会特征和文化
特征。在他看来，只有在西方，才发展起了科学，即那种现在被认为对任何
人都有效的科学。在其他文化，如印度、中国和波斯的文化中，我们也可以
发现经验知识、哲学和神学的智慧。但是，在那些文化中，所获得的知识缺
乏数学的基础和理性的证明，也不以科学的实验为基础。
在艺术中，情形类似：音乐的才能出现在所有民族之中，但是，只有西方
发展了一种合理的和谐的音乐(多声部音乐与和声)、管弦乐队以及记谱法。
在文艺复兴期间，随着线性的和空间性的透视的引入，在艺术领域中发生了
一个合理化的过程。只有在西方，“国家”被认作一个政治建制，具有一个合
理的、形式的宪法和合理的、形式的法律。韦伯认为，科学专家和高级的技
术官僚只有在西方文化中才会发现。[8
这同样适用于韦伯所说的“我们现代生活中最致命的力量”,即资本主
义。在所有的时代和世上所有的国家，都可以看到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但
是，只有在西方，出现了一种基于(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力的理性的资本主义
组织。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依赖于如下事实，即所有经济因素都是可计算的。
归根到底，这是由于合理的科学而成为可能的。现代资本主义还要求一个
法律体系和一个政府的科层制，来创造一个可以预见的行动领域。只有西
方才能够为商业提供这一点。
为什么这种合理化的过程在西方之外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现代资本
主义首先在欧洲得到发展?
韦伯认为，“公民”人格化了一种独特的行动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因
五数L
案
96 9asg 。Sue S—545—
此，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行动类型在西方特别盛行?
我们已经看到，韦伯提到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胜利的不少外在的条件
(科学、法学等)。但是，他对我们所说的内在原因也感兴趣。这和如下原
因有关，这些原因与人之倾向于某些形式的“实践的一合理的生活方式”
相联系。不同于弗洛伊德，韦伯强调，当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受到宗教的和
意识形态的禁止的限制时，一种合理的资本主义商业生活的发展，也会遇
到巨大的内在的对立。9这些问题在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都是广为
人知的。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04)中，韦伯试图确定冲破这
些禁止并使现代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的，出现在宗教改革期间及之后的
那些特定的因素。
在韦伯看来，宗教改革导致了传统伦理的义务观的根本变化，并且为使
一种新的理性的生活方式具有合法性的伦理扫清了道路。因此，新教伦理
为一种先前不为人所知的工作伦理和一种新的理性的生活态度做了辩护。
这种工作伦理甚至是宗教所责成的。实际上，对于新教徒来说，生产性的工
作获得了一种宗教的意义；它成为一种“天职”。商业的成功被解释为一种
属于“选民”的标志。因此，利润，就其自身而言，不能是非道德的。对于“肉
体”以及“感官”的快乐的消极态度，限制了消费，促进了资本的积累。新教
主义就以这样的方式创造了韦伯所说的“世俗的禁欲主义”。这种世俗的禁
欲主义重新架构了入格。在工作和井井有条的自我控制的方向上，出现了
一个人格的内在的合理化的过程。在下一个阶段上，内在的合理化支持了
经济生活的外在的合理化。
韦伯并没有说，路德和加尔文有意为资本主义的兴起确立精神条件。
资本主义伦理的发展也没有以此为目标。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
起，是在新教各派中发展起来的伦理一宗教态度的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
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精神，是从幕后涌现的。
韦伯的理论在整个20世纪得到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它常常被看作是马
克思主义的基础(经济)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关系的思想的一种
替代物。在此，重要的是要意识到，韦伯没有说的是什么。他并没有说，新
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韦伯反对单一因果的说明
模式(基于一种原因的说明)。他强调，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有许多原因。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来说，新教伦理是一个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
条件。
第二十四章社会科的的起起546-
韦伯对于他那个时代的病态的诊断：英雄式的悲观主义
和尼采一样，韦伯在很多方面与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念相决裂。他对
自己的时代和未来的看法受到了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诊断的影响。商业生活
的理性化创造了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但是，它也创造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
义的“铁笼子”,以及一种以“势不可挡的强制力”决定我们生活的机械力
量。[10]现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关于自然过程的新的洞见，但这种洞见还带
来了一种决定性的“世界的去神秘化”(Entzauberung der Welt)。当科学淘
空了世界的宗教的一形而上学的内容时，我们对意义的生存论(existential)
需要增加了。韦伯强调，这种需要是科学不能满足的。
一个已经吃了智慧之树的时代的命运是，它必须知道，我们不能从
它的分析结果——即使它一直是如此地完美——来了解世界的意义。
相反，它必须要能够自己创造这种意义。它必须认识到，对于生活和世
界的一般观点，永远不会是日益增长的经验知识的产物。[11]
科学的合理化导致了韦伯所说的意义的丧失以及我们的随之而来的内
在需要。因此，在他对自己时代的疾病的诊断中，他直面了现代性的“无意
义性”的问题。在缺乏一种令人信服的伦理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人人互相为
战的状态。这一斗争的结果不能用理性的论证和标准来决定。和许多存在
主义哲学家一样，韦伯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作出一种不是以理性
为基础的选择。这就是韦伯的所谓“决定主义”,也被称为“诸神之间的战
斗”,即不能以理性的方式调和的基本价值之间的斗争。
根据韦伯自己的预设，在伦理一政治问题上的非理性的决定主义，是不
能很令人满意的。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指出，某些根本的价值内在于一般
的科学活动。真理和有效性对于所有的研究都是基本的。但是，在讨论伦
理一政治问题时，类似的事情会发生么?当我们高举某些价值而反对其他
价值时，我们不是预设了我们所说的是正确的和有效的吗?以后我们将看
到，这些正是德国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和尤根·哈贝马斯对“决定主
义”和“伦理的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所作出的反驳的对象。
我们已指出，韦伯认为日益增长的合理性和科层化是对我们的自由的
一个威胁。他发现，对这一发展的惟一的政治替代方案，是克里斯马型的
9ang he Xue SAi—547—
“领袖一民主”(Führerdemokratie),即一种能够给社会以新的方向的克里
斯马型的领袖领导的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悲观主义笼罩着他对未
来的看法。韦伯认为，只有对生活采取一种英雄式的态度，现代人才能够学
会够得上“这个世界，如它在其日常事务中实际所是的那样”。12]韦伯认为，
任何的乐观主义都是一种幻觉。“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夏日的鲜花，而是
像冰雪一样黑暗和坚硬的极夜，不管哪一组在表面上会取得胜利。在一切
皆无的地方，皇帝和无产者都丧失了他的权利。”[13]在道德气质上，韦伯和
他的同时代人弗洛伊德有某种相似性：处于他们阴沉暗淡的道德视野的中
心的，不是一个新的社会，而是一个新的个人，他既不对逝去的金色年代有
什么怀旧之情，也没有对未来的千年天国有什么准备。他对于世界具有一
种痛苦地获得的审慎看法，他能够以斯多亚派的方式来面对生活。
第七节 塔尔科特·帕森斯———行动和功能
美国人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是古典社会
学传统中最后一位重要学者。在20世纪 30年代末，帕森斯试图提出一种
一般理论来描述变动的社会情况。在很多方面，帕森斯的复杂的、多面的思
想是古典社会学、弗洛伊德、现代系统理论的大综合。在后来的著作中，帕
森斯试图复兴一种有关社会进化的普遍特征的理论。在此，合理化和分化
的概念起着关键作用。
在其重要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中，帕森斯就已经认为，古典社
会学的思想家，如涂尔干、韦伯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会聚在一个共同的
理论立场上。帕森斯试图用一种行动理论来表述这个共同目标：行动首先
预设了，行动者必定根据手段和目的来引导自己，但行动只有根据超个体的
规范和价值才会有方向。严格地说，正是价值的这个共同体使得互动和社
会成为可能。因此，文化领域在帕森斯的社会学中就变得十分重要。
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可以说代表了对功利主义的一种批判。功利主义并
不依赖于对于不同个体视之为目的或他们用以达到目的之手段的规范性的
限制，和功利主义相反，帕森斯认为，共同的价值和规范限制和协调了个体
的行动。这一早期的行动理论后来被纳入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之中。帕
森斯的行动理论意味着，我们总是在不同的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这些选
第二十四章社会科学出起起—548—
择被表述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此，一个模式变量是一个二元对立，在二
元对立中，一个个体必须选择其中的一个可能性，以使一个情景的意义得到
确定。帕森斯引入了五个这样的二元对立。
情感—情感中立性
比如说，在其职业角色中，教师必须选择要求情感中立性的规范模式。
他们一定不要在情感上和学生过于打成一片。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不同的职
业角色，如法官、心理学家等。另一方面，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角色蕴涵了情
感的投入。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现代化——合理化和分化——是否会创造
一种规范模式，其中，越来越多的关系以情感中立性为特征(参见滕尼斯关
于共同体和社会之区分的理论)。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和职业生活是或者应
当以情感中立性为特点(参见关于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的争论),而私人领
域则是情感性行动(眼泪、爱抚等)的所在。家庭通常具有这种宣泄的功能。
然而，现如今，我们已看到了家庭的情感枯竭的情况。也许，这就是何以现
代性的特点就是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受压抑的情感提供出口的建制。
普遍主义一特殊主义
对实践行动的现象的判断的根据，到底应该是较为普遍的规则(如康德
的绝对命令),还是较为特殊的规则?比如说，在现代社会，在找工作时，我
们强调的是职业能力和考试结果，而不是家庭关系、性别和种族背景等。在
帕森斯看来，这就是根据一般规则来作评估。在此，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即
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现象是根据普遍的规则而不是特殊的规则来
加以评估的(参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自我导向一集体导向
在此，需要进行的选择是顾及我们自己，还是顾及别人。这个规范模式
允许行动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特定的情景吗?还是他们主要应该考虑
集体?比如说，股票市场上的投机者，由于他们的角色，应当为他们自己的
利益或者他们的公司的利益而行动，而医生和心理学家则主要应当关注病
人的利益。根据涂尔干的社会学，我们也许可以说，在现代社会，自我导向
只有在有机凝聚力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集体导向或
者利他主义，成为一个建立在机械凝聚力基础上的社会的一个特点。问题
905ang 2he ie Sh—549—
还是，现代性是否蕴涵了一个主张自我导向优先于集体导向的规范模式。
归属—成绩
这个概念对子的基础，是确定社会地位的两种依据之间的区别，一种是
所归属的资格，一种是所成就的资格。比方说，我们应当优先考虑像性别、
年龄、团体关系这类资格，还是优先考虑业绩。我们常常认为，现代化的过
程意味着(或者“应当”意味着),通过努力而获得的资格是决定性的(“我们
应当任人唯贤”)。比方说，有些职业不再只为贵族或一个特定阶层(“武士
阶层”、“商人阶层”等)所垄断。
专门性和多面性
这个二元对立区分了相对于某一现象的一种特定的/狭隘的关系和多
面的/发散的关系。在此，该规范模式规定了或者将关系限定在一个专门的
方面(参见有关官员的个案工作的理论),或者扩展关系以理解更多的方面。
现代的分化过程似乎蕴涵了越来越多的特定关系。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
趋势，它表现在这样一个要求之中，即官员应当考虑各种“人性的因素”,或
者，教师应当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和一个心理学家。当然，多方面性是现代社
会中的 Gemeinschaft 领域的特点，比如，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这些概念对子代表了帕森斯试图结合古典社会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的
努力。比如，滕尼斯的共同体和社会的概念，韦伯的行动类型，涂尔干对机
械凝聚力和有机凝聚力的区分。这些基本概念告诉我们，有些社会角色“预
先倾向于”选择某个二元对立中的一个特定方面。一个职业角色要求我们
选择自我导向，另一个要求选择集体导向。比如，一个父亲在和他的孩子的
关系中，必须选择情感、多面性、特殊主义、归属和集体导向。如果他是他的
孩子的老师，他就必须相应地选择这些二元对立的另一方面。
在这些概念对子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描述一个社会的规范或价值结
构的优先性。因此，帕森斯勾画了不少社会结构：比如说，普遍主义的成绩
导向的模式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我们在前现代的社会中发现了其他的
模式。因此，概念对子构成了合理化和分化理论的一个部分。
在许多方面，帕森斯试图表明，社会制度遇到了所谓系统问题(system
problems)。在这里，基本概念是和生物学相联系的。在一个社会制度中，
存在着一些机制，它们确保，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该制度保持平衡。在此，我
第二十四章杜会科学的兴起—550—
L
方章
们发现了功能主义的说明模式。某些机制的功能是在一个社会制度中创造
一种平衡。比如说，在微观的层次上，角色分化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试图解决
“制度问题”的一种努力。在宏观的层次上，存在着一种相应的功能分化(文
化、政治和经济被看作子系统)。因此，社会就以这些子系统，来处理与自然
的关系上的适应问题，以及社会的、规范的整合问题等。如果社会只专注于
工具性的问题，那么,价值共同体就会遭殃。在这里，文化对帕森斯具有重
要意义，其形式是学校、大学和艺术流派，等等。
在其更为晚近的著作中，帕森斯试图复兴关于社会进化的普遍特征
(“进化的共相”)的理论，这些特征体现在社会分层、书面语言、法律、科学、
货币、科层制、民主等各种形式之中。一个社会中的这类建制(比如科学和
民主)的发展，将决定性地影响到这个社会及其未来。帕森斯认为，正是日
益增长的功能分化——比如一个社会发展了新的专家制度
造成了这些
普遍的发展特征。从这一视角出发，他提出了一种发展理论，在这种理论看
来，西方社会被看作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最终成果。苏联的崩溃加强了这种理
论：所有的社会发展似乎都是沿着现代西方社会以及它的普遍建制的方向进
行的——其他都是死路。历史在这里已经(暂时)达到了它的结论。尽管帕
森斯反对关于历史发展的目的论说明的思想，但他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
是一个“现代化了的”和“社会学化了的”黑格尔。与黑格尔和启蒙运动时期
的哲学家一样，帕森斯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创造一个现代社会的机制。
思 考 题
1.讨论韦伯对新教主义和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2.讨论古典社会学是如何看待“现代性的不满”的?在什么意义上，这种诊
断是恰当的?
3.在什么意义上古典社会学是“实证主义的”?这种实证主义如何同逻辑
实证主义者的实证主义区别开来?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原始文献
Durkheim,E., Suicide, Glencoe, IL,1951.
Parsons, T.,Social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ction Theory,
New York,1977.
9mgh9e SA 电—551—
Tocqueville, Alexis de, Democracy in America, London, 1994.
Weber, Max,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1966.
二手文献
Giddens, A.,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London, 1971.
原 著 选 读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杜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1904)
(选自《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版)
众所周知，我们的科学，诸如以人的文化制度和文化事件为对象的一切
科学，或许政治史算是例外，在历史上都首先以实际的立场为出发点。对国
家的某些经济政策的措施做出价值判断是其最切近的、几乎是惟一的目标。
它是“技术”,这样说的意义与比如说医学科学的各临床学科也是技术的意
义是相同的。现在已经知道，在未作出“存在的”和“应该存在的”知识之间
的原则区别之前，这种地位是如何逐渐地变动的。……
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可以是获取糅合在一起的规范和理想，以便能从
中推演出可用于实践的处方。
但是，从这个命题所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它决不会是说，因为价值判断
最终立足于某些理想，因而有其“主观的”源泉，所以它归根到底应从科学
讨论中排除出去。的确，我们杂志的实践和目的会一再否定这样的命题。
批判并不因价值判断而中止。问题毋宁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的科学批判
意味着什么,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作稍为详细的考察。
一切关于人类有意义行动的基本成分的思考首先与“目的”和“手段”这
两个范畴直接联系在一起。我们意欲某物，实际上或者是“为了它自身的价
值”,或者它是有助于获取最终所欲的东西的手段。手段对于既定目的的适
用性一开始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而无条件地获知。因为我们(在我们当时
的知识界限之内)能够有效地确定，哪些手段适宜于或不适宜于达致先定的
目的，这样，我们可以凭借这个方法权衡利用某些可支配的手段最终达到某
一目的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又可以根据当时的历史状况间接地把目的的设
立本身评判为实际上有意义的，或者相反评判为对于既定的各种情形而言
是无意义的。当看来有一种达到一个先定目的的可能性时，我们能够进一
…..
第二十四章壮会科学的兴起
量—552—
步——自然，始终是在我们当时认识的界限内——规定这样一种结果：由于
一切事件相互联系，除了可能达到所设定的目的之外，使用必需要的手段也
会产生这类结果。我们随后给行动者提供相对于他的行动所意欲的结果来
权衡这种并非所意欲的结果的可能性，并回答这个问题：以预定损失其他价
值的形式达到所意欲的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每一个所追求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都“付出”些代价或可能会“付出”些
代价，所以任何有责任感的行动者的自我思考都不能忽略对于彼此对立的
行动的目的和结果的权衡，而使这种权衡得以可能的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所考察的技术批判的最根本的功能。但是，从权衡本身进到决定，当然不再
是科学力所能及的任务，而是有所欲的人的任务：他按照自己的良知和他个
人的世界观在各种相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斟酌和选择。科学帮助他意识到，
所有的行动，自然也包括视情况而定的不行动，都意味着在结果中赞成某些
价值，因而
今天人们特别不喜欢承认的
总是意味着反对另外一些
价值。进行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
但是，对价值判断的科学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理解和神入所意欲的目
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主要还可以教人批判地“评价”它们。这种批
判自然只能具有辩证的性质，亦即它只能是一种对于历史上既有的关于先
前材料的价值判断和观念的形式一逻辑的评价，一种依照所意欲的东西的
内在无矛盾性的公设而对理念的检验。由于它给自己设立了这个目标，它
便能够帮助有意欲者去自我反思那作为他意欲内容的基础的最终公理，反
思他无意识地预先设定或
为了前后一贯
必须预先设定的最终的价
值尺度。使人们意识到这种显示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之中的最终价值尺度，
当然是它不必踏入思辨的领域就能成就的最后工作。至于判断的主体是否
应该拥护这些最终的价值尺度，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是他的意欲和良知的
问题，而非经验认识的问题。
经验科学无法向任何人说明他应该做什么,而只是说明他能做什
么——和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确实，在我们的科学领域内个
人的世界观甚至习惯于不断地影响科学论证，并且根据结果减少或增加个
人理想实现的机会，即意欲某一特定事物的可能性的情况不同，即使在查明
简单因果联系的范围内也一再地抹煞科学论证的重要性，容许对之作出种
种不同的评价。就这方面而言甚至我们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确实也会“认
为人的本性概莫能外”。但是从有关人类弱点的这种认识出发需经一段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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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道路才至于相信一门“伦理的”国民经济学科学，而国民经济学必须从
它的材料中得出理想或通过把普遍的伦理绝对命令用于它的材料而制造出
具体的规范。——更确实无疑的是：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
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
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能赞成这些价值判断，只是在它们
向我们表现为有效的，表现为出自最高的生活价值的时候，因此，也就是它
们在与生活困难的斗争中显现出来的时候。的确，“个人”的尊严在于这样
一个事实：对他来说存在着一种维系自己生活的价值，
这种价值在个别
的情况下甚至惟一地存在于自己独具的个性的范围之内；于是，“自我充分
发展”在具有他可向其要求作为价值有效性的益处时，才是他用以指导自己
的观念。无论如何，只有在有价值信仰的前提下，实际地赞成价值判断的努
力才有意义。但是，评价这种价值的有效性，是信仰的事情，同时或许是一
种根据生活和世界的意义对它们进行思辨的考察和解释的任务，但是就应
在这里维护这种价值有效性这一层意义而言，这的确不是经验科学的课
题……
注释
* 这里“积极的”一词与“实证的”在英语和法语中为同一个词。-
译者
[1]但是，托克维尔还提到，在一个民主体制下，多数人常常保证被提供一个合理的生
产份额，这样他们就不认为有什么东西需要通过革命去获得。因此，少数显然会从
革命中得益的人，就会受到多数人的约束。
[2] Ferdinand To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共同体和社会》),trans. and ed. by
Charles P. Loomis, New York,1957,pp.64—5.
[3] 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方法论》), trans.
and ed. b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New York, 1949,p.58.
[4]同上，第112页。
[5]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社会和经济的组
织的理论》),trans. by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1947,
p.88.
[6]在这里，韦伯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认识论问题。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对韦伯
来说，经验现实具有一种几乎含混不清的特征(在此，他追随了尼采，以及在某种程
度上，追随了新康德主义)。因此，难以看清我们如何能决定理想类型的概念相对
于一个经验事态是否充分。对韦伯来说，在理想类型的唯名论领域(即韦伯拥有一
……
第二十章章社会学的的兴起—554—
个具有唯名论色彩的概念论)和无意义的经验世界的无限性之间，似乎不存在任何
形式的中介。韦伯似乎没有意识到，在研究者开始工作之前，社会现实就已经被社
会行动者作了诠释并赋予了意义。
[7] M. Weber, Gesammelte Aufsa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宗教社会学论集》),
Vol1,Tubingen, 1963,p.1.这篇“序”在很多方面是韦伯社会学的关键。
[8]参见M. Weber, The Religionof China:Confucianismand Taoism(《中国的宗教：
儒教和道教》),New York/London, 1964,以及The Religion of India:the Sociolo
gy of Hinduism and Buddhism(《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New
Delhi,1992.
[9]M.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新教伦理和资本
主义精神》),London, 1956,pp.17ff.
[10]同上，第181—182 页。
[11] M.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方法论》),
第57页。
[12]M.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政治作为一种职业”),载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H.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编并撰写导言，London,1970, p.128.
[1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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