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生的亲体文明类型
人们通常把埃及、巴比伦(一说为希腊)、印度、中国并列为四大文明
古国。之所以这样称呼，是由于这四个国家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曾经创造
了灿烂的文化。然而，在这种称呼背后却隐含着两种误解：一是把这四个
古国当作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二是在这些国家的古代模式和现代模
式之间不作区分，把数千年前的文明和现代的文明看作是同一种文明。①事
实上，上述这些国家除古代埃及外，既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形
态，其本身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已经发生了面目全非的变化。以埃
及为例，那个曾经创造了金字塔一般辉煌的古代文化的埃及亲体文明早已
灭亡，自从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尼罗河流域以后，埃及先后经历了
希腊化、拉丁化和阿拉伯化的改造。今天的埃及文化是在7世纪以后的阿
拉伯国家的基础上演化发展而来，并且在19世纪以来打上了“泛西方化”
时代的深深烙印，它与古代埃及文明的共同性恐怕只有地理位置相同这一
点而已。毫无疑问，上述那些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某个时期确曾创
① 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在近代历史角逐中败下阵来的非西方文明为了保持一种心理平衡，因而
试图用昔日的光荣来掩饰当下的窘迫。
100造过辉煌的文化，但是在今天，这种辉煌显然已经黯淡下去了。
在这四个古老文明里，只有古代埃及文明是原生的，或者叫做亲体文
明。巴比伦文明还有其前身或更古老的亲体形态，即苏美尔文明。希腊文
明无疑是属于派生的子体文明，它的亲体形态是米诺斯文明或广义的爱琴
文明。“印度文明”一词的内涵需要加以限定，如果从通常的用法来指称那
个以佛教和其他各种宗教而著称的古代印度文明，那么这个文明显然也是
派生的。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以“宗教的万花筒”而著称的古代印度文明
产生之前，在印度河流域曾经有过一个由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建立的文明(即
哈拉巴文明，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后来由于操雅利安语
的游牧者的入侵，古代印度文明才开始诞生。而我们所说的古代中国文明，
通常是指春秋战国以后的封建社会，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精神的中国文明。
然而在此之前，在黄河流域还曾经存在过一个至今仍然处于扑朔迷离状态
的夏商周文明，它的文化特征与春秋战国以后的中国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别。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通常所说的古代中国文明(春秋战国以后的文明)也
只能算是一种子体形态的文明。
从本书第一章所列的各大文明体系的亲缘关系图中可以看到，在旧大
陆的范围内，人类最初发生的一批文明(亲体文明)包括苏美尔文明、埃
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和中国夏商周文明(此外还有与世
隔绝的中美洲玛雅文明，由于其不在旧大陆的范围之内，因此本书中不予
讨论)。而西亚(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则
是在上述亲体文明的母体中经过痛苦的“妊娠”和“分娩”过程(游牧世
界与农耕世界的大冲突、大融合过程)而产生出来的子体文明。下面我们
就简要地考察一下几个亲体文明的基本概况。
1.苏美尔文明
迄今所知的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亲体文明当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
101明(我们把苏美尔人最初创造的文明与后来由各支闪米特语入侵者在两河
流域所建立的国家如阿卡德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
等合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意即河间之地)。斯塔夫里
阿诺斯认为，苏美尔人既不属于印欧人(即操雅利安语的民族),也不是
闪米特人的一支，他们的语言与后来的汉语很相似，因此苏美尔人可能来
自东方某地。①捷克杰出的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赫罗兹尼则断定，古代苏
美尔人最初是从北方的土耳其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山区进入巴比伦尼亚的，
“苏美尔语言似乎是印欧语因素和土耳其一鞑靼语因素在其原始雏形中的混
合”②。这些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迁入巴比伦尼亚(两河流域南部地区)
的苏美尔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牡牛驯服者和植物栽培者，他们来到两河
流域后，开始形成定居的农耕生活，并在公元前3500年建立起若干个彼
此独立的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如其中的乌鲁克，
占地1100英亩，拥有居民5万多人。这些城市国家在长期的战争中相互消耗，
弄得国力日衰。到了公元前2750年前后，一支闪米特语入侵者——阿卡德
人征服并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阿卡德人的首领萨尔贡建立了苏美尔一
阿卡德帝国。同时野蛮的闪米特游牧者也被先进的苏美尔文化所征服，他
们学习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各种知识，从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
从而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几百年后，游牧于波斯湾东岸的伊拉姆人(据考证属尼格罗人种)从
东方涌来，另一支操闪米特语的游牧者阿莫里特人从西方涌来，致使阿卡
德帝国崩溃。阿莫里特人建立了古巴比伦帝国，该帝国发展至第六代国王
汉谟拉比统治时期达到了极盛状态，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巴比伦文化。汉谟
拉比统一了整个两河流域，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并且颁布了著名的《汉
① 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
119页。
② 赫罗兹尼：《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0-71页。
102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死后，古巴比伦帝国在四周各游牧民族的侵扰下
日渐衰落。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这是最早出现于小亚细亚的印欧语游
牧入侵者)在其国王穆尔西里一世的率领下侵入两河流域，洗劫了巴比伦
城。不久以后，巴比伦又陷落于一支印欧语入侵者喀西特人之手，而另一
支印欧语游牧者胡里特人则在巴比伦帝国和赫梯帝国之间建立了米坦尼王
国。自公元前14世纪以后，赫梯帝国发展为西亚强国，频频对外扩张，与
埃及争夺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权。一个世纪以后，由于多利亚人南下侵入爱
琴海地区而引起非利士人等“海上民族”的迁徙，这些“海上民族”如潮
水一般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冲入西亚，大大地削弱了赫梯的国力。公元前14
世纪，闪米特语系的亚述人趁米坦尼王国衰落之机脱颖而出，先后征服了
胡里特人和喀西特人，并在公元前8世纪最终消灭了四分五裂、苟延残喘
的各个赫梯小邦国。亚述人素以能征善战和军事技术先进而著称，他们在
西亚地区重新确立了闪米特人的统治。在提格拉特·皮勒塞尔三世和萨尔
贡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 722—前 705年),亚述人先后征服小亚细亚东部、
腓尼基和以色列，到公元前7世纪，又冲破了阿拉米人长达4个世纪的阻挡，
征服埃及、阿拉伯半岛和埃兰，在西亚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然而好
景不长，在小亚细亚强国吕底亚、伊朗高原强国米底和公元前一千纪初进
入两河流域南部的迦勒底人(闪米特人的一支)的夹击下，曾经不可一世
的亚述帝国也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巴比伦帝国(即迦勒底王国)。新巴
比伦帝国的创建者仍属于闪米特人，然而他们却是在印欧语系的米底人的
帮助下才推翻亚述帝国的。新巴比伦帝国是古代历史中闪米特人在西亚的
最后一次统治，尼布甲尼撒时代如日中天的新巴比伦帝国只维持了80多年，
就被伊朗高原上新崛起的强国波斯所灭。
与此前进入两河流域和西亚地区的各支闪米特语游牧民族不同，地处
伊朗高原上的米底人和波斯人均属北方雅利安人，他们的祖先与操雅利安
语的中亚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他们很可能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
103取道伊朗高原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的一个支裔。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大
批操雅利安语的民族从北方草原冲入西亚和两河流域的农耕地区，而在此
之前，这个地区的征服者主要是由闪米特人和伊拉姆人来扮演的。当雅利
安入侵者进入西亚时，伊拉姆人已从这个地区消失了，闪米特人也日趋衰
落。从公元前539年波斯国王居鲁士攻灭新巴比伦起，一直到7世纪阿拉
伯人的穆斯林帝国政权建立为止，在这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西亚的统
治者都是操雅利安语而非闪米特语的外来民族——继波斯帝国之后是亚历
山大的马其顿帝国，然后是希腊人的塞琉西王国，再往后西亚又处于罗马
帝国和帕提亚人的安息帝国的争夺之中。日耳曼人摧毁西罗马帝国以后，
西亚又被希腊人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人的萨珊王朝所瓜分。7世纪阿拉伯帝
国建立后，通过武力扩张使版图迅速膨胀，先后吞并了波斯、西亚、埃及，
一直沿着北非海岸攻入西班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看作是闪米特
人对雅利安人的一次历史性的报复。而近代西方列强对阿拉伯世界和西亚
的侵略和殖民活动则是雅利安人对闪米特人的第二次主动出击，那么在不
久的将来是否会出现闪米特人的第二次历史性报复呢?这种前景在目前看
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然而至少在 20世纪末，伊斯兰教世界对西方基督教
世界的态度已经明显地由被动地听凭宰割转向了分庭抗礼。
根据汤因比的观点，苏美尔文明的下限是新巴比伦帝国的灭亡。在长
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亚地区，从阿卡德帝国到新巴
比伦帝国都是由闪米特人所建立(操雅利安语的赫梯人的帝国仅处于这个
地区的边缘地带，而另一些印欧语系的入侵者如喀西特人、胡里特人所建
立的王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这些入侵的闪米特游牧者都接受了较先进的
苏美尔文化。我们可以把新巴比伦帝国灭亡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看作是
闪米特文化类型的文明与野蛮进行“种内杂交”的结果，而居鲁士的波斯
帝国则带来了雅利安文化的新鲜血液。因此，西亚的子体文明应该是作为
父本的雅利安野蛮与作为母本的闪米特文明进行“远缘杂交”的产物，它
104的历史须从波斯帝国时期开始书写。而且在其后的整个希腊化和罗马化过
程中，它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雅利安文化类型，直到阿拉伯人崛起以后，
才开始向闪米特文化类型复归。
可以纳入古代西亚文明范围内的还有两个重要成员，即腓尼基和以色
列。腓尼基位于地中海东岸，约相当于今天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沿海地带。
公元前二千纪中期，闪米特人的一支——迦南人在此建立了许多城邦，其
中最著名的有乌加里特、西顿和推罗。各城邦之间战争不断，始终未能实
现统一。因此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腓尼基相继处于埃及、赫梯和“海上
民族”的控制和骚扰之下。公元前10世纪时恢复独立，各城邦纷纷进行海
外贸易和殖民活动。不久以后，腓尼基又开始遭到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帝
国的侵袭，并于公元前6世纪为波斯所灭。腓尼基从文化形态上来说可归
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不同的是它更擅长于经商而不是农耕。腓尼基的
历史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发明了字母表；二是在海外建立了比宗主国更
为强大的殖民地——迦太基。腓尼基人在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
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有22个辅音字母的文字系统，该文字系统后来为希腊
人所借鉴，成为希腊字母以及由希腊字母衍生的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等
西方各国字母的活水源头，并对东方的亚美尼亚、阿拉伯和印度的文字也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此而言，腓尼基可以看作是亲体文明与子体文明之
间的一个重要中介。腓尼基人也是古代世界中最早的殖民主义者，在海外
殖民方面，他们堪称为希腊、罗马以及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鼻祖。腓尼
基灭亡以后，它的海外殖民地迦太基却日益兴旺，逐渐发展成为西地中海
地区的海上强国，成为正在崛起的罗马帝国的劲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
汉尼拔统率的迦太基大军曾一度侵入意大利，对罗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直到第三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人才最终攻占并焚毁迦太基。
以色列国的建立者犹太人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犹太人的祖先希伯
来人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上半叶或更早的时候由沙漠地带侵入巴勒斯坦，
105与当地的迦南人逐渐融合，形成农耕的以色列部落。公元前13世纪末，埃
及征服了以色列，从此以后，除了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王统治的那一段
时期(约公元前1050—前931年)外，犹太人几乎没有过上几天自由安宁
的日子。以色列先后处于非利士人、亚述人、新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
希腊人的托勒密王朝和塞琉西王朝，以及罗马帝国的奴役下，无论西亚和
地中海地区的哪一个帝国崛起，犹太人都免不了要充当俎上肉和盘中羹。
现实生活中的磨难使犹太人产生了浓郁的不幸意识和宗教意识，他们把目
光从人间转向天国，自信为上帝的选民，从而天才地创造了一种博大精深
的一神教“,为后来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
基础。
2.埃及文明
汤因比认为，任何一项发明在某个地区的出现都可能是下述三种情况
之一：它或者是一项独立的创造，或者是对某种外来刺激的反应，或者仅
仅只是采用了已经存在的东西。文明发生的途径也是如此，如果说巴比伦、
赫梯、亚述与苏美尔文明的关系属于第三种情况，那么埃及文明与苏美尔
文明的关系则属于第二种情况。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有吸引苏美尔商人的
金矿，在黎巴嫩地区则有埃及人需要的木材。在长期的贸易过程中，埃及
人从苏美尔文明中受到了启发，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明。在古代埃及
文明与苏美尔文明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性，赫罗兹尼认为，埃及文化早在
史前时代的后期就受到了苏美尔—亚克得(即阿卡德)文化的巨大影响。
他列举了许多例证来说明这两种文化在艺术风格、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
① 与同时代的其他亲体文明所信奉的原始直观的自然宗教相比，犹太人的一神教(信奉上帝雅赫威)
显然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宗教，它虽然尚未摆脱烦琐的祭祀仪式等低级宗教的窠臼，然而它却比神话时代
的任何其他原始宗教都更接近于后来的高级宗教。正因为如此，犹太教才成为亲体文明中唯一留存至今
的宗教。
② 参见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106日常生活方面的相似之处，并得出如下结论：
总而言之，很可能在史前时代后期和第一王朝时代，古代埃及的文明，
最少在农业上，在酿酒业、建筑术和木工技术上，在陶器、雕刻和宝石雕
刻上，也许甚至在冶金术上(苏美尔人是精于冶金术的),同时一定程度内，
在宗教上，并且可能在文字上都受到苏美尔—亚克得文化一时的影响。这
种影响可以用下列一个假设来解释：詹姆斯—纳斯尔时期的塞姆人(即亚
克得人)侵入巴比伦尼亚之后不久，一个类似的塞姆族叙利亚—巴勒斯坦
人的迁徙浪潮，穿过巴比伦尼亚，远达埃及，因此受到了古代巴比伦尼亚
文化的影响。……但是叙利亚—巴比伦尼亚的侵略者对埃及的影响不久即
终止，以后埃及文明独立发展而不受苏美尔—亚克得文化的影响了。
关于尼罗河流域最初的土著究竟是些什么人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
早在公元前3100年以前，金字塔和古代神庙上雕刻着的那些身材矮小、黑
发凹眼、鼻子微勾的古代埃及人就在尼罗河流域建立了城市和国家。有一
种说法认为，古代埃及人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从阿拉伯取道亚丁进入上
埃及地区的，在以后的2000年间，他们逐渐向尼罗河下游推进，直到三角
洲地带和地中海南岸。在尼罗河流域出现了几十个居民点和小城镇，这些
分散的居民点后来分别归属两个相互独立的王国——上埃及和下埃及所管
辖。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了全埃及，在两个王国的交接
处附近建立了新国都，即孟菲斯，从此开始了王朝时代(法老时代)。埃及
的文字和艺术风格大约也在此时形成，并且有了专职的行政官员、宗教人
士和工艺技术人员。因此历史学家们通常以公元前3100年王朝时代的开端
作为埃及文明的起点。从美尼斯建立第一王朝起，埃及共有过26个王朝，
公元前525年波斯人侵占埃及后又建立过5个王朝，直到公元前332年亚
① 赫罗兹尼：《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0-61页。塞姆人即闪米特人。
107历山大征服埃及，历时近3000年之久的王朝时代和法老统治才最终结束。
在历史学中，一般把古代埃及历史分为前王国(第一、二王朝，约前
3100—前2686年),古王国(第三至六王朝，约前2686—前 2181年，著名
的金字塔均在此期间建造),第一中间期(内战混乱时期，约前 2181—前
2040年),中王国(第十一、十二王朝，约前2133—前1786年),第二中
间期(王国再度分裂时期，约前1786—前1567年，包括喜克索斯人入侵的
一百多年①),新王国(第十八至二十王朝，约前1570—前1085年，现已发
掘出来的许多有关埃及和西亚的历史文献都属于这一时期),后期埃及(第
二十一至二十六王朝，约前 1085—前525年，包括祭司王朝、利比亚王朝、
努比亚王朝和塞易斯王朝，其间充满了中部非洲民族和亚述人的征服插曲),
以及波斯人入侵以后建立的第二十七至三十一王朝(前 525—前332年)。
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开放性地理环境不同(这种开放性的地理环境
使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四周的游牧民族处于频繁而持久的冲突状态中，
同时也促使其文明形态不断地更新),埃及文明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受到了
天然屏障的保护。埃及的东、南、西三面分别是阿拉伯沙漠、努比亚沙漠
和利比亚沙漠，北面是三角洲地区没有港湾的地中海海岸。这种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使得埃及得以避免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的洪水一般汹涌的频频
入侵，但是同时也使埃及由于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而濒于衰竭，最终被
罗马帝国收尸入殓。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除了一次短命的外族(喜
克索斯人)入侵以外，埃及的历史基本上是封闭的。新王国建立之后，埃
及的国力日益强盛，其势力范围扩展到幼发拉底河流域，从此埃及卷入了
① 关于喜克索斯人的来源，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们属于闪米特语系，有人则认为他们操雅利安语。
喜克索斯人最初游牧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约在公元前1720年经由西奈半岛侵入埃及。喜克索斯人
对埃及文化并没有造成任何重大的影响，他们很快就被埃及人驱逐出去。因此不论他们是闪米特人还是
雅利安人，都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埃及文化的“纯洁性”。然而正是由于长期未能与异质文化发生成功的杂
交，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纯洁性”过于稳定，造成了古代埃及文明的脆弱性和不育性，最终导
致了该文明的衰亡。
108与赫梯、亚述等西亚大国的长期冲突中。在近1000年的搏杀中，双方互有
胜负，彼此消长，最终弄得两败俱伤，使新崛起的波斯人坐收渔利。自从
公元前 525年冈比西斯征服埃及以后，曾经一度辉煌的古代埃及文明就走
向了坟墓，埃及开始沦入异族人的轮番统治之下。起初是波斯人，然后是
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人的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苟延残喘的埃及随
着安东尼的失败和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丽奥佩特拉的自杀而被并入罗马
帝国版图。罗马帝国分裂后，埃及被划分为三个行省，隶属于东罗马帝国，
希腊语和拉丁语成为埃及的流行语言，基督教成为埃及的主要宗教。到7
世纪穆斯林征服北非以后，经过长期的同化改造过程，一个彻底改头换面
了的阿拉伯化的埃及文化应运而生。
古代埃及文明是一个封闭的文明系统，其情况与古代中国文明有几分
相似，然而却又不像后者那样具有绵延不绝的生机。汤因比认为，埃及文
明是一种早已死亡了的文明，甚至早在喜克索斯人入侵之前，这个文明就
已经失去了生命力。“这一个统一国家不断地推翻了又建立起来，足足拖延
了近两千年。并没有什么新社会。”“埃及历史从公元前16世纪以来所表现
的社会现象是一个社会结束时期的现象，而不是一个新社会从生到死的现
象。”①古代埃及文明这具硕大的历史“木乃伊”,长期处于死而不僵的状态，
从断气到入殓竟然用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
3. 哈拉巴文明
迄止 20世纪 20年代，印度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历史始于公元前1500年
以后雅利安人对印度河流域的入侵。但是到了1922年，在印度河下游一个
被称为摩亨殊达鲁(意即“死者之冢”)的地方，几座遭到当地居民破坏的
古墓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注意，他们从古墓中发掘出印度史前的文化遗物。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9-40、42页。
109同年，另一些考古学家在摩亨殊达鲁东北700公里处的哈拉巴地区也发现
了类似的遗址。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表明：在操雅利安语的中亚游
牧民族侵入印度河流域之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
埃及文明水平相当的古老文明。它的产生时间可能要比上述两个文明稍晚
一些(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但是其覆盖范围却非常广阔，目前已发
现的大小城镇遗址达二百多处，西起伊朗边境，东临德里，北接喜马拉雅
山脉，南至阿拉伯海。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彼此相距数百公里之遥的城
镇在建筑格局甚至砖块规格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文化上的相似
性表明哈拉巴文明(人们通常这样称呼雅利安人到来以前的印度河流域文
明)曾经是一个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它可能具有某种感召力极强的宗教
或精神纽带，从而使国家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严格地遵照某种固定的规则
和模式有条不紊地运转。主持这项伟大的发掘工作的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
绍尔爵士根据这些遗址断言道：“直到现在所揭露出来的摩亨殊达鲁及哈拉
巴两个地方的文明都使我们做出一桩明显无误的结论，就是：它不是一个
初期的文明，而是一个在印度土地上的年代悠久的文明，里面孕藏着几千
几万年的人类努力。因而，从此印度必须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一
样被认为是文明发祥及发达的最重要地区之一。”①
由于发掘出来的哈拉巴印章上的文字至今尚未被完全解读②,所以对于
哈拉巴文明创造者的来历问题众说纷纭。有人推断他们来自俾路支山区，
有人猜测他们来自西亚，更多的人则认为，哈拉巴文明是由印度河流域土
生土长的几支不同种族的居民共同创造的。尽管说法不一，但是大家都倾
① 转引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页。
② 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这种文字属于比原始梵语更古老的达罗毗茶语族。
110向于把哈拉巴文明的创造者称作达罗毗荼人①,正如把哈拉巴印章上的那些
神秘古怪的图画文字称作达罗毗荼语一样。
印度河流域至美索不达米亚的陆路距离虽然相当于埃及距美索不达米
亚的两倍，但是从印度河下游的三角洲到波斯湾的海路距离却不及从上埃
及的红海沿岸至波斯湾的一半。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2300年的废墟
中发现了刻有文字的哈拉巴印章，在波斯湾中部的巴林岛和科威特的菲拉
卡岛上也发现了印度河流域出产的一些文化遗物，这些新近出土的文化遗
物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居民与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曾通过海
路进行过贸易交往。印度史专家辛哈和班纳吉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与美
索不达米亚文明间有着一种文化上的同源性：
有充分的理由使我们相信，史前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和当时的西亚文化
是密切相关的。许多印度的印鉴已经在乌尔、特尔·阿斯美(巴格达附近)
及西亚的其他地方发现，其中有的含有摩亨殊达鲁的字体。带有肩承的拱
形建筑物和墙上壁龛的建筑结构，母神的崇拜，印鉴上某些共同的兽物的
图画——所有这些，都在摩亨殊达鲁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建立了一种明明
可以辨认的联系。已经推测到，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地区的文化有着共同的
来源，只是由于地区的条件和种族的特点不同，所以还存在着一些差别。
我们希望，进一步的发掘会使这个很有趣的重要问题更加清楚。②
这种文化上的同源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它或者是指印度河流域
① 学者们大多同意达罗毗荼人属于暗白色皮肤的伊比利亚人种，尽管在对他们是如何进入印度的问题
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雅利安人入侵后，一部分达罗毗荼人被同化，另一部分则迁居南印度，后来亦多
沦为种姓制度的低层。在诸吠陀书中即有对土著的达罗毗荼人的大量贬抑之辞，把他们称为肤色发黑和
没有鼻子的“蔑戾车”(即野蛮人)和“达萨”(即敌人),“达萨”(Dasa)这个词后来逐渐转意为“奴隶”。
在今天南亚次大陆上仍有许多达罗毗荼人的后裔，其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低下。
② 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
111居民在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海上贸易中受到某种刺激而创造了自己的文明；
或者是指印度河流域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都是在一种更为广阔的人类
学、语言学和原始文化的共同背景中各自独立地发生的。
摩亨殊达鲁和哈拉巴的原生印度文明虽然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具有许
多相似的文化特点，但是它同时也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文化个性。据马绍尔
和赫罗兹尼等人的介绍，这个原生印度文明似乎是一个更重视现世生活享
乐的文明。宗教信仰和活动固然也构成这个文明中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方
面，然而至少在已发掘出来的遗址中尚未发现像埃及的金字塔和美索不达
米亚的台基庙塔那样巨大的神庙建筑，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些建造精
美的公私浴室和井然有序的下水道。赫罗兹尼在他的著作中为我们提供了
许多有关摩亨殊达鲁遗迹的图象资料，包括错落有致的城市规划和整齐完
美的沟渔系统，他还展示了一幅富丽堂皇的公共浴室的复原图①,从这些图
象资料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马
绍尔认为，印度河流域的原生文明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古老文明之间
的一个显著的文化差别在于：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大量的金钱和精力
都被浪费在为诸神和帝王建造金碧辉煌的庙宇、宫殿和陵墓上；然而在印
度河流域，人们则致力于修建能为公民提供方便的宽敞的住宅和完善的浴
室。这个后来以“宗教的万花筒”而著称的印度文明，在其童年时代恰恰
是以清醒的现世主义和享乐主义生活态度而与其他各个古老文明相区别的。
尼赫鲁对此总结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印度历史的黎明时期，它不是以一个呱呱坠地
的婴儿的姿态出现，而是以一个多方面业已长大成人的姿态出现。它并不
忘怀生活，并不沉溺于模糊渺茫不能实现的超自然的世界的梦想里，而是
① 参见赫罗兹尼：《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图70-75,三联书店1958年版。
112造成艺术和人生乐趣上的重大的技术进步，所创造的不仅是一些引起美感
的东西，而且也是现代文明中切于实用的而且更典型的象征——良好的浴
室及排水系统。①
关于印度河流域文明衰亡的原因，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是由于雅利安
人的入侵所致。近年来，主张印度河流域文明毁于自然灾害的观点博得了
越来越多的赞同。人们根据摩亨殊达鲁遗址的层积淤泥推测：在公元前
1500年以前这里可能发生了一次威力巨大的火山爆发，喷发出来的岩浆堵
塞了河道，使摩亨殊达鲁地区成为一片汪洋。类似的灾难在印度河流域的
其他城市也曾发生，致使哈拉巴文明一蹶不振。恰巧在此后不久，皮肤白
皙的雅利安语游牧民族从伊朗高原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侵入印度河流域，以
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地把气息奄奄的哈拉巴文明送入了坟墓。
从表面上看，如同一切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入侵一样，雅利安人的
征服也是一种历史的退步，它在一段时间里把印度河流域重新拉回到野蛮
和混乱的状态中。然而这种野性的征服却给日益衰朽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注
入了新鲜血液和旺盛生机，使其在经历了痛苦的焚毁、消散之后得以涅槃
新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野性的征服恰恰构成了文明发展和更新的
必要中介。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懵懵懂懂的适应过程之后，从公元前13世纪
开始，灿烂的吠陀文化拉开了古代印度文明的帷幕。
雅利安语游牧入侵者最初是在印度河流域创建了吠陀文化，不久以后，
雅利安人的势力又扩展到恒河流域。到了公元前6世纪，从印度河流域到
恒河流域之间的广大地区已经出现了二十多个国家，其中有16个大国，开
始了印度历史上的列国时代。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的耆那教和佛教亦
于此时产生。公元前518年，波斯人侵占印度北部；公元前327年，亚历
①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页。
113山大在征服波斯后也进入印度河流域。马其顿人撤离之后，一个曾经拜会
过亚历山大的印度冒险家旃陀罗笈多统一了北印度并建立起孔雀王朝，开
创了印度的帝国时代。但是到公元前187年，印度再次陷入混乱。从此以后，
除了390—475年由本国人所建立的笈多王朝的短暂统治之外，印度先后被
安息人、大月氏人、噘哒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英国人所控制，直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独立。与埃及的情况不同，印度文明虽然也是长期处于
异族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文化传统却没有丧失。这种文化传统是雅利安
野蛮与哈拉巴文明进行“文化杂交”而产生的优良品种，它具体体现为由
婆罗门教一佛教一印度教所传承和发展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这个宗教一
伦理价值系统成为印度文明的坚韧不折的脊梁。而古代埃及文明却由于未
能结出这种高级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硕果(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古代埃
及文明的文化性状过于“纯洁”和稳定),最终走向了萎缩乃至灭亡。
4.中国夏商周文明
如果说巴比伦、赫梯、亚述等较晚出现的西亚国家照搬了苏美尔文明
的模式，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在受到苏美尔文明的刺激后所做出
的某种反应，那么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它包括尚未完全确证的夏朝和商朝、
周朝)则完全是“一项独立的创造”,它是在与西方世界毫无联系的闭塞环
境中，于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泰晤士世界
历史地图集》对“中国文明的开端”说明如下：
中国文明的直接祖先，亦即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共同体，于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兴起于北方和西北的黄土高原，这里河流两边台地上排水甚好的土
壤，是适合于原始农业的理想条件。最初的新石器文化是仰韶文化，当时
人们大抵仍赖渔猎为生。农业尚未固定于一定的地方，居住地小，而且不
是永久性的。仰韶文化的陶器与西亚和乌克兰的陶器显然相似。第二个新
114石器文化是龙山文化，它有了很大的发展。龙山文化的人们居住在较大和
较经久的村落。他们的文化有了相当的进步，是一种具有高度的组织水平
和精致的宗教仪式的定居文化。他们制作的器物表现出很高的技巧。①
近年来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北方的黑龙江流域以及草原地带又发
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尤其是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遗址和甘肃秦安
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出土，表明中国文化具有多元发生的特点，决非如以前
所断定的那样仅限于黄河流域。然而，尽管中国文化是多元发生的，中国
文明却仍然是以黄河流域的仰韶、龙山两大文化区域的交汇点(陕西宝鸡
至河南商丘之间的黄渭平原)为基本依托而产生的，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里由黄渭平原逐渐向四周扩散，通过与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等原始文
化群落的融合而形成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泱泱大国。②
中国古史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由于无可稽考，至今仍然只能归之于神话
传说，而且这些鸿蒙初辟的文化时代即使属实，也必定是处于文明的门槛
之前。从古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钻木
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显然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约相当于周口店
人的文化水平；“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伏羲氏，“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的神农氏，则处于旧石器文化的末期和新石器文化的初期。至于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传说人物，大概是一些站在野蛮时代漫漫长
夜的尽头翘望文明曙光的部落联盟首领，他们与公元前14世纪的印度一雅
利安人、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多利亚人以及4世纪的日耳曼人一样，处在
向文明迈进的极富传奇色彩和浪漫魅力的历史黎明时期(即通常所说的军
事民主制时期)。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夏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
形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关于夏朝的文献资料在《尚书》等后世典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2页。
② 关于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中做了说明，请参阅。
115籍中可以见到①,考古学界至今却仍然未能发现具有确凿说服力的、作为一
种文明形式的夏朝文化遗址，特别是未能发现作为文明标志的夏朝文字。
因此西方学术界一般倾向于把商朝当作中国文明的开端，而将夏朝与唐尧、
虞舜时代一同归于传说。
然而，国内的许多学者坚持认为已经找到了关于夏朝文化的考古证据。
徐中舒先生认定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属于夏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
今已发现有一百多处，主要分布在伊、洛二水之间，与文献资料所载的夏
族活动范围相吻合。二里头文化遗址分为四期，下面的两层即一、二期为
夏文化，是从西部的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上面的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是
由东方的龙山文化发展而来。徐先生认为，所谓“夷夏之争”的原始含义
是指西方(仰韶)彩陶文化区与东方(龙山)黑陶文化区之间的斗争，“我
们把后羿灭夏和少康中兴看作是第一次的夷夏之争，那么,成汤灭夏，就
可以认为是第二次的夷夏之争”②。然而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仍未发现夏代的
文字，于是问题又回到了文化与文明的差别上——夏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
更高级的类型无疑已得到了考古学方面的证实，但是这个没有文字、城市
中心和显著的职业分化的夏文化是否已经够得上称为中国的第一个文明形
态呢?
至于殷商文化，则显然已经进入文明阶段，这一点自从19世纪末甲骨
文字和殷墟遗址发现以后，再也无人怀疑。在甲骨文中，商民族自称“商”,
而“殷”则是后来的周人对他们的称呼。关于商人的来历，有一种众所周
知的神话传说，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史记·殷本纪》详解道：
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
①《尚书·夏书》中的“大禹谟”“五子之歌”和“胤征”等篇均为今文无、古文有，疑是晋人伪作；而“禹
贡”的写作时间当不会早于春秋战国时代。
② 参见徐中舒：《先秦史论稿》中《夏代的历史与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一文，巴蜀书社1992年版。
116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喾乃命契曰：“百姓不亲，
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
商人出自东方，最初大约居住在易水流域和渤海湾一带，至相土时，
始向四周发展。《诗经·商颂·长发》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记载了
相土向外扩张的赫赫武功。据《史记·殷本纪》所载：“自契至汤，八迁。”
而自成汤至盘庚，又有五迁。这种频频迁徙的现象表明，在殷商文化早期，
商人的游牧本性尚未泯灭，还不能完全适应定居的农耕生活。但是到了盘
庚时代，商人已渐渐习惯于定居的农耕劳作方式，故而盘庚迁都使得“殷
民咨胥皆怨，不欲迁”。自从盘庚最后一次迁都殷墟，至商纣失国，凡273年，
历经八世十二王，更不曾迁都。徐中舒先生认为殷人早期迁徙不居的原因
是由于农业技术不发达，需要不断改变地理条件来维持生产。到了盘庚迁
都以后，殷人之所以不再游徙，亦是由于“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国家力
量强大，没有迁移都城的必要”①了。
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代埃及文明一样，殷商文明是一种成熟的文明形
式。自从成汤在鸣条大败夏桀、平定中原以后，商人逐渐转向了定居的农
耕生活方式，并发展了奴隶制度、贸易、货币，建立了都邑，任命方伯官
吏进行政治管理，制定刑法、组建军队。此外还发明了文字、历法和宗教
体系，与四周未开化的游牧民族建立了较稳定的臣属关系。上述这些文化
成就在甲骨文中均有记载。除此之外，商人还有一大嗜好，即喜爱酗酒。
酿酒术固然是商人进入农耕生活之后的发明(酒需用粮食酿制),但是商人
的嗜酒风习显然与他们信奉的宗教有关，那种伴随着精神迷狂的肉体酣醉
与希腊民间神秘的酒神祭极为相似。
接替商人统治的是西域的小邦——周民族。关于周人的根源，也有一
①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9页。
②可参阅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37页。
117些神话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姜原履大人脚印而生周民族祖先后稷的传
说。《史记·周本纪》曰：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
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
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
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
名曰弃。
相传后稷为农业的创始人，《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帝俊生后稷，
稷降以百谷。”《海内经》曰：“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可见周人一向被认作是最早从事农耕的民族。然而徐中舒先生却认为，周
人本是白狄之一支，并非农业民族。后来公亶父迁至周原，在与姜姓民族
长期通婚的过程中向后者学会了高等农业技艺，才发展成一个发达的农业
国家。①李亚农先生在谈到周人的来历时指出：“周族大概是夏人的一分支。
殷灭夏后，夏族之留于殷人统治之下的，居于杞，其逃到西方去的，就叫
作周。公刘时，居于豳，太公时，始移至岐山之下。在殷代后半期，周殷
关系，顺叛无常。其后周稍稍强大，至武王时，遂乘殷人在种族斗争中削
弱下去的机会，竟起而灭殷了。”②无论周人是不是原始农业的创始者，与殷
商相比，周朝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的许多基本文
化模式，包括作为文明体系之灵魂和命脉的高级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在
周代时就已经开始孕育了。因此，周代文化通常被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直接渊源。
①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15-116页。
②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1185.米诺斯文明
旧大陆的另一个亲体文明是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或者把它的范
围扩大到爱琴海沿岸地区，并且把后来出现的迈锡尼文明也包括进去，通
称为爱琴文明。米诺斯文明的创建者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已无法考证，
但是他们肯定属于伊比利亚人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崇尚束腰之风，
与后来作为入侵者进入爱琴海地区的那些膀大腰圆、肤色白皙的希腊人(阿
卡亚人、多利亚人等)在体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①,所使用的线形语言
也完全不同于后来在希腊半岛上流行的、雅利安语系的希腊语(字母语言)。
有些历史学家猜测，米诺斯文明的创造者最初可能来自西亚。崔连仲先生
认为：“当新石器时代，经常有西亚的农业部落进入爱琴海地区，他们同海
上部落都不是希腊语人。后来希腊作家称这些非希腊语的居民为卡里亚人、
勒勒吉人、皮拉斯基人。克里特文明的创造者，大概就是这些非希腊语居
民。”②赫罗兹尼在谈到克里特问题时写道：
克里特问题，诚如路易·库齐乌斯所说的，是“史学中一个最大的谜”。
这个问题五十多年以来，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念念在心，不能解决。这
个问题也包括前希腊人，即皮拉斯基人的问题，迈锡尼文化问题和许多其
他很重要的问题。③
由于西方人将希腊文明看作是自己的文化家园，而希腊文明又与爱琴
① 在克里特岛克诺索斯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大量壁画充分证实了克里特人属于南方地中海类型(即伊比
利亚)人种。汤因比援引人种学的证据指出：克里特岛上最早的居民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长颅人”,而
非后来在希腊人口中占据优势的“宽颅人”。他写道：“这个人种学上的证据肯定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
最早在爱琴群岛上的任何一个岛屿上居住的人们乃是由于亚非草原的干旱而迁来的移民。”(参见汤因比：
《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4-95页。)
② 崔连仲主编：《世界史·古代史》,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93页。
③ 赫罗兹尼：《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63页。
119文明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因此西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这个如同传
说中的米诺斯迷宫一般扑朔迷离的亲体文明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其他亲
体文明的兴趣。对爱琴文明的发掘最初是根据荷马史诗中的传说进行的，
1873年，一位迷恋《伊利亚特》并且坚信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的德国学者
施里曼，在小亚细亚的西北部发现了特洛伊遗址(这个遗址后来被证实只
是建立在特洛伊城废墟之上的后期城市);1876年他又在迈锡尼发掘出了一
系列包括金面具和金银艺术饰品的竖坑形墓穴，并且把这个发掘结果与阿
伽门农的传说联系起来(这种竖坑形墓穴后来被证实为公元前16世纪的遗
迹，属于比阿伽门农生活的迈锡尼时代更早的时期)。施里曼的重大发现引
发了对希腊文化遗址的大规模考察活动，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又
在克里特岛北部的克诺索斯地区发现了传说中具有“迷宫”之称的米诺斯
王宫遗址，并且发掘出1600多块刻有克里特线形文字的泥板。经过考古学
家和语言学家们的不懈努力，这些泥板上的B系线形文字终于在1952年被
一位英国建筑学家文特里斯完全破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长期笼罩
克里特一迈锡尼文明的迷雾。根据这些文字资料和大量文化遗物推测，迄
至公元前12 世纪左右迈锡尼文化被南下的多利亚人所摧毁为止，爱琴文明
至少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
赫罗兹尼根据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推断，最早进入克里特岛的一支移民
皮拉斯基一克里特人可能是在公元前三千纪的下半叶从安纳托利亚的东部
和叙利亚的北部游徙而来，他们的原始居留地是叙利亚的阿拉拉，这些原
始克里特人与最早进入印度河流域的原始印度人有着某种文化上的同源性。
他同时也强调克里特的居民成分是十分复杂的，“可能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
山脉中每个民族的迁徙都是以克里特为终点”,这种民族混杂的结果就产生
了“惊人的米诺斯文明”①。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大约在公元前 2500年就已
① 参见赫罗兹尼：《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05-306页。
120经初现端倪，在公元前 2000—前1450年这段时间里，它曾向希腊半岛、安
纳托利亚的沿海地区(如米利都等地)和爱琴海诸岛进行文化幅射和殖民
活动，并与埃及和地中海东岸地区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瓦斯在《早期爱
琴文明》一书中认为，在米诺斯文明的雏形中有着强烈的埃及成分，究其
原因，可能是由于埃及第一王朝和第五王朝时期的一些社会动乱使得许多
沦落的埃及人来到克里特寻找和平；或者由于冒险的克里特土著水手在向
南航行的途中被一阵风暴刮得偏离了航道，从而发现了尼罗河谷的文明并
从中得到了启示。“就这样，或者出于偶然，或者由于冒险，走上克里特到
此为止从未享受过的文明道路的冲击力量来到了。”①无论这种关于米诺斯文
明起因的说法能否成立，但是早期米诺斯文明确实打上了浓重的埃及文化
烙印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米诺斯文明以物产精美而著称于世，它所生产的陶器、金银制品、匕
首等物均深受地中海沿岸居民的欢迎。自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开始，米诺斯
文明——它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已扩及到希腊大陆和爱琴海沿岸地区——先
后受到来自西亚的野蛮民族和来自希腊北部的操雅利安语诸游牧部落的侵
犯。这些侵犯虽然冲垮了米诺斯文明在希腊大陆上的藩篱，但是它们最初
并没有毁灭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反而使它因文化杂交而大放异彩，
上述那些精美物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杂交的结果。《泰晤士世界历
史地图集》对这一时期的入侵及其后果评论道：
希腊大陆和爱琴海岛屿上的早期居民可能在语言和种族上与克里特人
有亲戚关系，他们的珍宝式样与克里特人的相同，用的也是同样的工具和
武器。但是这些地方文明的发展在公元前三千年代末遭到了大规模入侵的
① 转引自：《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② 埃及文化对克里特文明的影响，在以迷宫、半人半兽神和代达罗斯式的能工巧匠为其显著特点的米
诺斯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21阻碍。当时北部岛屿和大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比较野蛮
民族的蹂躏。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其他的入侵者又从北方进入了伯罗奔尼撒。
这些人也许是第一批希腊人；……在这个时期的入侵之后，大陆萎靡不振，
而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则继续发展，有着精美的陶器，华丽的宝石雕刻，
在宫廷和房屋里还有装饰性的壁画。①
严格地说，真正的爱琴文明主要是指发源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
这个文明在公元前17—前16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建立起势力范围广及爱琴
海各岛屿和南希腊半岛的“米诺斯海上霸权”国家，并成功地融合了最初
入侵的一些野蛮民族。但是到了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使得灿烂的米诺斯文明迅速衰亡，克里特的许多居民点几乎同时被焚烧殆
尽，米诺斯文明如同它的出现一样神奇地消失了。关于这次大灾难的原因，
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所致，更多的人则认为是来自希腊
北部的阿卡亚人的“火与剑”所造成的浩劫。
就在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衰落的同时(或者稍早些时候),在希腊本土
上出现了另一个新兴的文明形式——迈锡尼文明。迈锡尼位于伯罗奔尼撒
的东北角，在公元前16世纪以后逐渐成为希腊大陆和爱琴海地区的领导中
心。迈锡尼国家是由来自北方的阿卡亚人所建，在文化上它虽然对米诺斯
文明多有借鉴，但是与后者之间的差异仍明显可见。尽管迈锡尼文明出现
较晚，它在文化成就方面却比米诺斯文明逊色许多。阿卡亚人属于北方雅
利安语系民族，他们是继爱奥尼亚人之后进入希腊半岛的一支希腊人，而
迈锡尼文明实际上是雅利安语游牧入侵者的文化与希腊地区的米诺斯原生
文明相融合的结果。“希腊人出现在历史黎明前的微光之中(大约公元前
1500年),作为还不是完全游牧的流动的雅利安民族之一，正在把他们的牧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6页。
122区逐渐向南扩张到巴尔干半岛，并跟以克诺索斯为顶峰的前爱琴文明发生
冲突和混合。”①阿卡亚人对爱琴海地区的血与火的征服活动构成了希腊英雄
传说的历史原型，那些传说中的阿卡亚英雄，如阿伽门农、阿喀琉斯、俄
底修斯(奥德赛)等，成为荷马史诗和稍晚的“系统叙事诗”中的主人公。
《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等史诗所讲述的故事，不过是对迈锡尼时期曾
经发生过的战争场面——这种战争场面恰恰反映了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尖
锐冲突和痛苦融合过程——和航海冒险活动的一种神话化的渲染，是对逐
渐淡漠了的阿卡亚人英雄业迹的一种夸张式的缅怀。
游牧于亚欧草原上的雅利安语诸民族在公元前二千纪初叶甚至更早的
时候就开始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进行大规模迁徙(这次大迁徙可能主要
是由于气候方面的原因所致),阿卡亚人构成了雅利安人南下希腊地区的前
锋，与阿卡亚人同时或稍晚进入巴尔干半岛的还有马其顿人、色雷斯人等。
这股移民浪潮的“最后、最强而又最不文明”的一支就是多利亚人，他们
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末期冲入希腊半岛，不仅摧毁了由他们的前辈阿卡亚
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使希腊社会陷入了长达三个多世纪之久的“黑暗时
代”,而且引起了整个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地区民族大迁徙的连锁反应，影响
波及到西亚和小亚细亚等地。
迈锡尼文明是爱琴文明苟延残喘的孑遗，多利亚人的入侵则意味着爱
琴文明的收尸入殓。从迈锡尼文明灭亡到子体的希腊文明(即希腊城邦文明)
诞生，中间经历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黑暗蒙昧时期，即所谓的“黑暗时代”,
通常也称为“英雄时代”或“荷马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辉煌瑰丽的文明
湮灭在北方蛮族的愚昧习俗和暴戾野性之中，这种野蛮晦暗构成两个文明
阶段或者亲体—子体文明之间蜕化嬗变的中介环节。“黑暗时代”是野蛮粗
犷的多利亚人在爱琴文明的亡灵(特别是迈锡尼时期兴起的奥林匹斯多神
① 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5页。
123教)的感召下逐渐步入文明的时代，其情况正如一千多年以后淳风未开的
日耳曼人在希腊罗马文明的亡灵(特别是罗马帝国时期兴起的基督教)的
感召下走向文明的那几个世纪一样。
二、庙宇文化与迷信精神
近代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
代：(1)神的时代，它的特征是异教民族(即前基督教时期的人民)相信
自己是在神的统治下生活，预兆和神谕是人们领受神旨的唯一途径和行动
指南，同时也构成了最古老的习惯法和世俗制度。(2)英雄时代，其特征
是处于贵族政体统治下的英雄们相信自己比平民具有某种自然的优越性。
(3)人的时代，即在人性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的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的时代。
维柯认为，神的时代的法律就是奥秘的神学，它的哲人就是神学诗人，他
们是神谕奥义的解释者。C
维科所说的“神的时代”,就其特征而言，也就是本书所说的“神话时
代”。所不同的是，“神的时代”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它和另外两个时
代的区别与其说是表现了一种历史时代的分期，不如说是表现了一种精神
禀赋上的差异。在《新科学》中，上述三个时代的种种特征都是以纯粹思
辨的对比方式同时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而对于这三个时代的历史界限却始
终未曾明确划分②,乃至于使人感觉到这三个时代并非是时间上相互替代的
不同文化类型，而是三种在空间上平行的生存方式。而本章中所说的“神
话时代”,则是明确地针对人类最初出现的那一批文明即所谓的亲体文明而
① 参见维柯：《新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8、32页。
② 维柯似乎也无意在这三个时代之间划出严格的历史界限，这三个时代构成了一个先后衔接的整体过
程，这个整体过程在某些历史阶段上时常出现回复，从而呈现出一种循环的外观。
124言的。当然它的某些影响也延续到第二代文明(古典文明)的早期阶段，
因此我们在荷马史诗、吠陀书等古典时代初期的作品中和希腊人、罗马人、
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的生活中，仍然可以看到神话时代的明显痕
迹。但是这个阶段已经是神话时代向英雄时代过渡的时期，神话时代的迷
信精神正日益被英雄时代的功利主义所取代。因此，真正的神话时代主要
是指亲体文明成长的时代。
当我们考察旧大陆的几个亲体文明时，就会发现它们都与原始的鬼神
崇拜有着不解之缘。每一种亲体文明给后世留下的通常都是一些象征着自
然力的神、一群用以祭祀占卜活动的巨大庙宇和一种主要用来记载神谕和
其他宗教活动的文字。韦尔斯对原生文明与庙宇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评
述道：
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各个地方都有庙宇；在非洲、欧洲或亚洲西部，凡
是原始文明立足的地方，就有庙宇；而在文明最古老的地方，如在埃及和
苏美尔，庙宇是最显著的事物。当汉诺到达了他认为是非洲的最西端时，
他建立了一座庙宇来礼拜海格立斯。
文明的萌芽和庙宇的出现，在历史上是同时发生的。这两者是一回事。
城市的萌芽是历史上的庙宇阶段。城市共同体是围绕着在播种季节杀人祭
祀的祭坛而出现的。
把最初的文明说成是原始宗教的一种组织形式，正如同把最初的文明
说成是灌溉型农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一样，丝毫也不夸张。宗教祭祀和农业
耕作构成了文明(或狭义的文化)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用今天的时髦用
① 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
125语来说，即所谓“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原始雏形。①最初的城市国
家都是以神庙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建造者和治理者都是神庙里的
祭司。吕大吉先生指出，两河流域最早出现的一批城市国家如埃里都、乌尔、
乌鲁克、拉尔萨、乌玛、尼普尔等，就是由侍奉神明的大祭司以神庙为中
心而建立起来的。
比起现代人来，我们的初民祖先对于自然界中的那些未知力量和现象
要远为虔敬和迷信得多。这种虔敬和迷信主要是伴随着一种与无知的恐惧
相关的感觉而发生的，而不像在后来的宗教时代那样，人们对神(上帝)
的虔敬和崇拜主要是基于一种超感觉的信仰。原始宗教的基础是直观的感
觉，而不是抽象的理性；它所崇拜的对象是异化的自然力量，而不是异化
的人的本质。初民们对某些自然力量感到恐惧，对另一些自然力量则深感
困惑。他们起初用一些象征性的事物来代表大自然中的神秘莫测、威力无
比的主宰力量，这样就产生了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与交感巫术联系在一
起的，部落中的成员普遍相信，通过一种“相似”的联想(顺势巫术)或“接
触”的联想(接触巫术)就能够控制自然现象。他们把这种与自然沟通的
工作委托给一部分人去从事，这些人就是最早的巫师。巫术的特点是要通
过人的种种象征性活动(基于联想律之上)来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然而
这些活动往往很难奏效。久而久之，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律的独立性，于
是他们开始把大自然想象成一些有着独立意志的人格神，想象成一些具有
① 本书的第一章已经指出，“文化”一词的拉丁语词源(cultura)本身就具有“耕作”和“崇拜”这两
种原始含义。
② 参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2页。
③ 关于原始宗教与高级宗教在信仰基础上的区别，费尔巴哈曾做了很好的说明。费尔巴哈在指出了一
切宗教产生的共同心理基础——依赖感、无知和利己主义等——之后，又强调了“自然宗教”(即原始宗
教)的特点在于把非人的本质(即自然力量)当作人的本质、当作人化的神来加以崇拜，而基督教等“精
神宗教”的特点则在于把人的本质(社会力量)当作非人的本质、当作非人化的神来加以崇拜。
126人的感性特征的超人形象，这些神是不会听从作为弱者的人的摆布的。于是，
试图以原始思维方式来控制自然的巫术活动就逐渐转换为向神奉献牺牲以
求庇护的祭祀活动。与此相应，巫师转化为祭司，图腾崇拜转化为自然宗教，
即对象征着自然力量的人格化神灵的崇拜。而文明就是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产生的。
在神话时代的各个古老文明国家中，唯一的特权阶层就是祭司集团。
祭司集团作为一个专门从事沟通神与人之间联系的社会阶层，具有至高无
上的权力。他们一方面向人们传达神灵的旨意，另一方面负责把人们的祈
愿转告冥冥中的神灵，这种特殊的身份和职责就决定了祭司集团在现实生
活中的特权地位。国王本人往往就是最大的祭司，甚至被看作是神，他之
所以成为世俗首领，首先因为他是宗教领袖。韦尔斯认为，苏美尔的早期
统治者全是僧侣，后来才逐渐让位于世俗的帝王。吕大吉先生在谈到巴比
伦原始宗教的情况时也指出：“正如神和神庙在一个城邦中居于中心地位一
样，祭司也是城邦统治集团的核心。城邦统治者通常称为‘恩希’(Ensi)。
恩希同时就是掌握城市神庙的祭司，恩希的妻子是负责掌握城市女神庙宇
的女祭司，而恩希的儿子们则负责掌管诸神儿女的庙宇。从美索不达米亚、
西亚以至更广大的世界范围看，大体上可以说，最早的政权体制是祭司政
体。我们所知道的苏美尔的早期统治者全是祭司。他们之所以成为国王，
只不过因为他们是祭司的首领。”①神话时代的国王们通常都是以神的代理
人身份自居，古巴比伦帝国的统治者汉谟拉比在一份碑文中宣称，《汉谟拉
比法典》——世界上第一部法典——是在“阿努和贝尔授与我治理苏美尔
和阿卡德之权时”制定的。成汤伐桀时作《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
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纣时作《泰誓》说：“今
① 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0页。
127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他
们均以承受天命的“天子”或大祭司的身份自居。埃及法老更是集神、祭
司、国王于一身，在齐夫林的巨大石像的头部后面踞坐着鹰神荷拉斯；在
现存英国剑桥的古埃及石棺浮雕上，作为复活神俄赛利斯之象征的埃及法
老拉美西斯三世正面居中而立，而女神娜芙提斯和伊西斯则在两边侧立相
伺。弗雷泽在《金枝》中指出，这种神职与王权相结合的情况在文明发生
的初期是普遍存在的。在列举了小亚细亚、异教时代的日耳曼民族、中国、
马达加斯加、东非国家以及中美洲国家的大量例证以后，弗雷泽对这种结
合的实质进行了分析：
当我们指出古代国王通常也是祭司的时候，还远未详尽阐明其官职的
宗教方面的内容。在那些年代里，笼罩在国王身上的神性决非是空洞的言词，
而是一种坚定的信仰。在很多情况下，国王不只是被当成祭司，即作为人
与神之间的联系人而受到尊崇，而是被当作为神灵。他能降福给他的臣民
和崇拜者，这种赐福通常被认为是凡人力所不及的，只有向超人或神灵祈
求并供献祭品才能获得。因而国王们又经常被期望着能赐与国家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等。这种期望，必然使现代人感到奇怪，但对早期人类来说，这
是一种十分自然的思想方式。①
祭神活动及其场所——庙宇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一点可以从不同国家之间偶尔发生的战争中看到。“在征服任何一座城市
时，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是将该城的神像移到征服者的庙中作为
一个从属的神。这是比一个国王臣服另一个国王更为重要得多的事情。”②此
外，还包括毁坏被征服者的神庙，如尼布甲尼撒占领耶路撒冷时对犹太教
① 詹·乔·弗雷泽：《金枝》上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② 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页。
128圣殿的破坏。而被奴役和被迁徙囚居的民族一旦获得独立和自由，首要的
事情就是重建神殿，如犹太人在公元前521—前 516年间重返巴勒斯坦时所
做的那样。
神话时代所崇拜的神都是直观的和自然的，而不像在宗教时代那样信
仰一个抽象的精神。黑格尔在谈到希腊宗教时曾指出：“希腊人的神尚非那
绝对的、自由的‘精神’,而是在一种特殊方式里的‘精神’,为人类之各
种限制所拘束的——依然是依赖于外界情形的有定的个性。诸凡客观地美
丽的个性，便是希腊人的神。那个神圣的‘精神’在这儿受到种种条件限制，
尚不能被目为抽象的‘精神’。”①在神话时代，各种自然力都被人格化了，
因此最初出现的神灵均为自然力的化身，如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卜苏(淡水)、
提阿马特(咸水)、马尔杜克(雷雨之神)、阿努(天神)、英利尔(地神);
埃及的阿蒙(太阳神)、塞特(黑暗神)、俄赛利斯(象征着尼罗河定期泛
滥和植物枯荣变化的复活之神)、骚特(月亮神);原始印度的神亚耶—毗
湿奴(太阳神)、山塔什—音特拉(暴风雨神)、库什(月亮神);中国商周
时代所崇拜的天帝(掌管日月星辰的运转和动物植物的繁衍)、地示(山林
社稷、五岳四渎)、人鬼(先王先公先祖先妣);希腊较古老的一批神盖亚(大
地之母)、倪克斯(黑夜)、乌剌诺斯(天宇之神)、蓬托斯(海洋)、塔那
图斯(死神)和俄刻阿诺斯(河神)等。而且这些神多具有人兽杂糅的特点，
如马尔杜克是一个半蛇半禽的怪兽，阿蒙是一副人身羊首的形象，在希腊
神谱中有一个以堤丰俄斯和厄喀德娜为双亲的古老怪物神族，而中国最古
老的神话典籍《山海经》所记载的神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形象诡异、面目狰
狞的。至于神人同形(典型例证就是以宙斯为首的希腊奥林匹斯神族),那
是在较晚些时候，特别是在不同文化类型的原始宗教发生“杂交”以后才
出现的现象，正如象征着社会力量(战争、智慧、商业、文艺等)的神也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87-388页。
129是较晚出现的一辈神一样。
神话时代的人们坚信这些离奇古怪的神灵并非随意编造的，而是实实
在在地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把神说成希腊人不死
的祖先；黑格尔认为希腊世界生息在荷马的因素中，就像人类生息在空气
中一样。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浮雕和埃及的壁画中，神与人生活在同一个空
间并且彼此像邻居一般和睦相处，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如同贵族与平民的区
别一样。举世瞩目的金字塔是埃及法老的陵寝，也是他们由人变成神的必
由之路，对此法老和一般的埃及人都深信不疑。在中国殷商时代的卜辞中，
“帝”和作为帝廷臣正的先王先公始终是殷人的冥界庇护者，与殷人现世生
活的凶吉成败休戚相关。正因为神与人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所以祭祀和
占卜活动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即向神灵奉献牺牲以
换取神佑，这是人与神之间的一种赤裸裸的物质交换关系，远不如宗教时
代的祈祷活动来得高尚纯洁。古人祭祀的形式和对象种类繁多，且都具有
极其严格刻板的仪式。这种祭祀仪式之繁缛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①占卜
就是求神谕，即通过种种神秘方式来领受神的指示，以避祸得福。占卜的
方式也纷繁不一，巴比伦祭司根据动物肝脏的形态和日月星辰的运行来进
行占卜；埃及祭司通过操纵神像的动作来决定占下的结果；克里特一迈锡
尼时期的祭司通过观察鸟的飞翔方向和啼叫声来判定吉凶；中国殷商时代
的巫祝根据龟甲兽骨背面烧裂的纹印而卜。到了稍后的希腊城邦时代，希
腊人仍然从德尔菲神庙女祭司皮提亚的含糊不清的谵言妄语中来领受神谕。
由占下而求得的神谕对于神话时代的人们来说，具有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
的权威性，通过祭司之口来传达的神谕成为决定人们日常生活和一般命运
的终极性根据。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荷马时代(即神话时代向英雄时代的
① 关于这些繁缛的祭祀仪式，可参阅《圣经·旧约·利未记》第1-7章所载犹太人之各种祭例，亦可
参阅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和朱天顺的《中国古代宗教初探》所载殷人的祭祖活动。
131过渡期)的希腊生活中可以找到极其典型的例子，那个时代流行的“系统
叙事诗”和稍晚出现的希腊悲剧都力图突出的神谕和命运的不可抗拒性。①
同样地，中国殷商时代的人们对于神谕的迷信程度丝毫也不逊色于希腊人，
冯天瑜先生写道：
殷商时代，迷信的空气笼罩整个社会。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都要
先卜而后行，几乎到了无事不卜、无日不卜的地步。年岁丰歉、出入吉凶、
旬夕安否、战争胜负、官吏黜陟、疾病轻重、妇女生育，统统都在问卜之列。
而且一卜总要连问多次，正卜、反卜、一卜、再卜以至于十几卜。次数多了，
总可以遇到几次合乎人们意愿的卜兆。巫史把所卜的日期、事件记录在兆
的旁边，有时把问卜的人和地点也刻上去。占卜之后，经过若干时日，果
然效验了问卜的结果，于是巫史又把效验的情况也刻进卜辞。这种效验的
发生，有在问卜之后一百七十余天的。既然在如此长久的时日之内发生的
事情都可以被用来验证卜兆，那么殷人每次问卜，便几乎不可能落空了。②
神话时代的迷信是与巨大的庙宇建筑同步发展起来的。当我们今天用
审美的眼光去欣赏埃及的金字塔、克里特的公牛神庙、苏美尔一阿卡德的
台基庙塔废墟，并惊叹它们的高超技艺时，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些宏伟的古
代建筑中凝结了多少虔诚的愚昧和真挚的狂热。然而这种凝聚着愚昧和狂
热的庙宇文化却培育出一支光耀千秋的奇葩，这就是文字。“文字是在庙宇
里开始的，知识也是在庙宇里。”③庙宇的拥有者——祭司集团在进行祭祀占
① 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的冲突就是因祭司卡尔克斯所求神谕而起；在希
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和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等悲剧中，更是彰显了神
谕和命运的不可抗拒的威力。
②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页。
③ 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132卜活动中发明了文字。①文字这个古代世界中最文明的事物恰恰是在最愚
昧的迷信氛围中被创造出来的，而祭司集团也因此成为古代社会中唯一拥
有知识的阶层，成为散布愚昧与传播知识、制造迷信与创造科学(如天文、
历法等)的奇妙结合体。文字和知识原是祭司集团的专利品，后来随着文
字的发展和知识的分化，才逐渐从祭司集团中产生了专业性的诗人、历史
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国家管理人员。偏重阶级斗争理论的苏联学者认
为：“埃及文字发展的迟缓和它的复杂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文字完
全操在祭司手里，祭司们垄断了知识并且不乐于使人民能够懂得文字，也
不想使文字成为广大群众的财富。相反地，祭司和史官却给文字笼罩上一
层宗教神秘性的光圈，把它认为是智慧之神托特的赐物，是‘神圣的词的
文字’。”②在中国商周时代，巫、史、医、星历、教育和政治管理等职业尚
未明确分化，通常都是集于某一社会集团之身的。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称
为“儒”,其前身即为上古时期执掌祭神礼仪的巫师或祭司。章太炎先生说：
“明灵星午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李泽厚先生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
家，也正是由原始礼仪巫术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所谓巫、尹、史)演化
而来的‘礼仪’的专职监督保存者。”“儒家的理想人物，从所谓皋陶、伊
尹到周公，实际都正是这种巫师兼宰辅的‘方士’。……‘儒’、‘儒家’之‘名’
虽晚出，但其作为与祭祀活动(从而与‘礼’)有关的巫、尹、史、术士……
之‘实’却早存在。”④在神话时代，庙宇及其与之相应的祭祀、占卜活动成
为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通过祭司的中介作用而联系
① 最早的图画文字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被苏美尔人所发明，后来埃及人、伊拉姆人、印度人、
克里特人、迦南人、赫梯人和中国人也相继发明了各种图画文字、楔形文字、线性文字和象形文字。到
了公元前1500年前后，乌加里特的腓尼基人最先发展出字母文字，并将其传播到希腊等地。关于文字的
发明和发展情况可参阅《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53页上图，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②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16页。
③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
④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
133起来。祭司们一面用他们所垄断的文字和知识来推广迷信，一面又在进行
迷信活动的同时记录历史、创作文学和发育出各种科学胚胎。汉尼希等人
强调，在古代埃及，一切文化活动都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古埃及的绘画、
雕刻、文学都是为了纪念死者和进行祭祀巫术活动而产生的。古埃及的医
学、天文学、几何学等科学知识也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例如制作木乃伊
的需要导致了埃及解剖学的辉煌成就；为了定期举行宗教仪式必须观察天
象，从而就产生了天文学和最初的日历；地图的绘制则是为了帮助人们在
死后继续走完通向天国的旅程，因此埃及的地图都是以天国为终点的。所
有这些知识内容最初都与宗教信仰融为一体，只是到后来才逐渐被运用到
世俗生活中来。①这种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熔于一炉的现象不仅在古代埃
及存在，而且也是神话时代一切亲体文明的普遍状况。
因此，神话时代是文明的鸿蒙初开的时代，在那里一切文化形态的萌
芽都水乳交融地凝聚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既单纯又神秘的人类社会，而祭
司集团及其宗教活动则成为进入这座神秘的文化迷宫的唯一向导。
神话时代的文明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的文明，各文明之间的交往(无论
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均带有偶然性，但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却频频
发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闪米特语诸游牧民族从公元前三千纪初叶至
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轮番攻击。这个文明自阿卡德帝
国建立以来，本身就具有越来越浓厚的闪米特文化色彩，然而这并不能阻
止更为野蛮的闪米特游牧者对他们的已经皈依文明的闪米特前辈所建立的
帝国进行新的侵犯。与闪米特文化类型内部频繁进行的“种内杂交”活动
相呼应，在狭长的文明地带的北面，另一个野蛮的游牧群落——雅利安语
游牧者从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开始，也在不断地南下骚扰“赫胥黎地带”上
① 参见汉尼希、朱威烈等编《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99页。
134的各个亲体文明，并且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完成了与大部分亲体文明的文
化杂交，成为第二代文明(古典文明)的父本形态。
就神话时代的各亲体文明而言，它们发展的动力主要并不在于内部，
而在于像暴风骤雨一般不断袭来的野蛮民族的入侵。在神话时代，由于国
家的主要管理人员——祭司集团缺乏足够的组织能力，加之文明发展初期
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低下，国家内部各环节各地区之间联系松散，以
及原始宗教气息过于浓烈、祭祀占卜活动过于频繁等因素，阻碍了国家经
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得各亲体文明之间不可能出现在后来的英雄时代
中常见的帝国主义式战争。神话时代各文明之间偶尔发生的战争大多属于
劫掠性战争，即攻陷对方城池、洗劫财产、烧毁神庙、俘获奴隶，然后班
师回朝，对扩展疆域并无太大的兴趣。公元前13世纪末，埃及法老梅尼普
塔在征服了巴勒斯坦以后，刻下铭文炫耀战功：“以色列已化为废墟，但它
的种族并未灭绝。”那些残存的以色列人被法老作为战利品带回埃及，从而
才有了后来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故事。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
布甲尼撒攻占耶路撒冷，曾把大批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当奴隶，这就是历
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至于荷马史诗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作为胜利
者的希腊人也是烧城掳俘，将特洛伊城洗劫一空后凯旋而归。在这些战争
中，经济的动机(劫掠财产和奴隶)和宗教的动机(烧毁敌方的神庙和凌
辱其崇拜的神灵)构成了主题，然而政治上的野心(建立庞大帝国的愿望)
却极为罕见。与英雄时代的功利的尚武精神相比，神话时代的基调是和平
的和迷信的，人们宁愿守着神像和庙宇去消受自己所有的那一点菲薄的生
活资料，也不愿意像狼一样背井离乡、四处出击。因为外部世界中能够吸
引他们的东西实在太少，倒是他们自己所拥有的那一点可怜的财富经常成
为招致游牧民族入侵的诱饵。在神话时代，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并非那些像
绿洲一般零星分布的文明国家，而是那些如同沙漠一样包围着文明的野蛮
游牧民族。对于文明国家中的人们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去侵犯别人，而
135是尽可能地防范那些强悍的游牧邻居们的劫掠。这种被动的状况与英雄时
代各大文明帝国对四邻(无论是文明国家还是野蛮民族)主动出击的情况
是迥然而异的。因此在整个神话时代(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000
年中期),尽管其时间跨度比以后几个时代(英雄时代、宗教时代、工业时
代)的总和还要长，但是却始终未能产生出一个像罗马帝国那样幅员辽阔
的大帝国，也没有出现过一次像亚历山大东征那样气势磅礴的扩张活动。
在公元前1800—前600年的这段时间里，在雅利安人来势凶猛的入侵
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则是在周民族及其以后的西北诸戎狄部落的冲击下),
人类的几个亲体文明，除了死而不僵的古代埃及文明之外，纷纷瓦解。在
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间歇时期即所谓的“黑暗时代”之后，以阴柔的农耕文
明为母本、以阳刚的游牧文化为父本“杂交”而产生的人类文明的“头生
子”——古典文明诞生了。与此相应，以祭祀占卜和迷信精神为主要特征、
以庙宇文化为社会聚焦点、以祭司集团为历史主角的神话时代，也逐渐让
位于以武力征服和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以国家利益为社会聚焦点、以军
人集团为历史主角的英雄时代。
三、雅利安语游牧者的大入侵与神话时代的终结
在神话时代的亲体文明所构成的狭长地带北面，分布着一个漫长而松
散的雅利安语游牧民族的前线，气候的变化和利益的驱动促使这些游牧者
不断地侵入农耕的文明世界，并且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与当地的被征
服者相混杂。从无史可考的远古时代开始，这种民族的混杂和融合活动就
已经发生了，但是大规模的入侵和融合却出现在公元前二千纪初叶到公元
前一千纪中叶这一段时间里。
136要想严格地确定从克里特到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中生活着的各个民
族哪些属于闪米特文化类型，哪些属于雅利安文化类型，哪些属于其他的
土著民族，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局部性的渗透和混杂早在远
古时期就已经开始，而且一直都在不断地发生着。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大体
上把赫梯人、阿卡亚人、雅利安印度人入侵之前的中亚、西亚和爱琴海地
区的土著看作是非雅利安文化类型的民族，他们是亲体文明的创建者。虽
然他们本身可能也是在更早些时候移入这些地区的，但是他们一旦定居下
来后，就成为文明的开拓者和最初的一批居民。尽管在文明发生的曙期各
种形式的民族混杂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和局部性的农、牧冲突与融合无法
计数(例如在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就曾多次经历了与闪米特语游牧入侵
者相融合的过程),但是最初向农耕世界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却并不是来自阿
拉伯沙漠地带的闪米特人，而是游徙于黑海和里海北面的亚欧大草原上的
雅利安语诸游牧民族。
如前所述，雅利安人或者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
个文化群体，它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构成。这些民族彼此之间有着很大的差
异性，把它们称为同一个文化群体的唯一理由，只是因为它们都曾经使用
过某种具有共同词根和语法规则的原始语言。这种原始印欧语言随着亚欧
大草原上的诸游牧民族向西、南、东三个方向的渗透和入侵而扩散到从西
班牙一直到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汤因比在谈到原始雅利安语游牧民族
向各地扩散的原因时指出：
是什么原因促使印欧语系各民族离开欧亚大平原，在一系列移民过程
中把他们的语言逐渐扩散到整个地球呢?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小亚细
① 赫罗兹尼认为，含米特人、闪米特人和印欧人(雅利安人)一样，最初都是从高加索和外高加索通
过叙利亚这个门户而迁徙至“多阳光的西亚”的，只不过他们移入西亚的时代要比印欧人更早一些。
137亚是我们最先找到关于印欧语言传播证据的地区。因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
以前就形成文明的地区中，小亚细亚离欧亚大平原最近，而公元前三千纪
后半期正是公认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开始移民的时期。看来吸引他们的东西
乃是毗邻的文明所具有的富庶，这种富庶使该地区很容易招致蛮族的劫掠。
无疑，小亚细亚文明的辐射范围已超过它本身的疆界，因而被文化之光眩
惑的蛮族，慕于自己无法企及的丰饶，像飞蛾扑向烛光一样纷纷扑向这种
潜在的财富。
那些操原始印欧语言的游牧民族最初生活在里海周围地区，从公元前
三千纪末叶开始向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和南部的农耕地区扩张。最先是赫
梯人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建立了帝国，从而在闪米特人的巴比
伦帝国和埃及帝国之间插入了第一个雅利安“楔子”。不久以后喀西特人和
胡里特人分别从扎格罗斯山区和亚美尼亚高地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前者攻
占了巴比伦的都城，建立了巴比伦第三王朝(约公元前1518—前1155年);
后者则在巴比伦与赫梯之间建立了米坦尼王国。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起，
亚欧大陆上的印欧语系各游牧民族开始向西、南、东三个方向进行大规模
的迁徙运动。在西方，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希腊人进入巴尔干半岛，
意大利人进入亚平宁半岛，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人来到东部欧洲和波罗的
海南岸，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则深入到多瑙河、莱茵河流域和高卢、西班
牙腹地。在南面，米底人和波斯人继赫梯人、喀西特人和胡里特人之后进
入伊朗高原，并先后侵入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了米底王国和波
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另一支印欧语系的游牧者则取道伊朗高原冲入
印度河流域，这些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入侵者与印度河流域身材矮小、
皮肤暗黑的土著居民经过长期的混杂，演变为今天印度人的祖先。向东冲
①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1页。
138得最远的一支印欧人甚至越过了天山屏障，到达中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
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后来被中国人称为吐火罗或大夏(即巴克特里亚)。还有
一些早年曾向东方迁徙的印欧民族，如奇梅里亚人、西徐亚人、萨尔马提
亚人等，后来又在由东向西的民族迁徙浪潮的推动下转头向西，再度穿越
高加索而进入安纳托利亚和黑海周围地区，威胁欧洲的东部边境。
“公元前二千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
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
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这种大骚乱和大动荡是游牧世界对农耕
世界发起第一次大冲击的结果，这次大冲击断断续续地从公元前18 世纪一
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并形成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公元前18
世纪以后的 200年间，在此期间，赫梯人入主小亚细亚，喀西特人攻占了
巴比伦王国，胡里特人建立起米坦尼王国，阿卡亚人进入巴尔干半岛，并
在稍晚些时候毁灭了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另一些雅利安语游牧者正源
源不断地涌入伊朗高原，向印度和东方的迁徙活动也于此时开始。与北方
印欧人群的侵扰活动相呼应，来自南部半沙漠地带的闪米特游牧者也纷纷
向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农耕文明中心发起了进攻：喜克索斯人侵入尼罗
河三角洲，占领孟斐斯，对埃及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外族统治；稍晚一些时候，
亚述人推翻了米坦尼王国，征服了喀西特人，建立起第一个亚述帝国。
第二个高潮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它的前奏曲是“海
上民族”对埃及和地中海东岸诸国(赫梯、腓尼基等)的劫掠和入侵，而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② 所谓“海上民族”是一个成分复杂的集合概念，汤因比认为，“海上民族”包括卢卡人、阿卡亚人
谢克勒什人(西库尔人)、沙尔丹人(撒丁人)、图尔沙人(伊特刺斯坎人)、达努人(达瑙伊人)、吉克
尔人(图科尔伊人)和帕勒塞特人(菲利士人)等。参见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130-131页。
139“海上民族”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侵掠说到底又是受一支强悍的北方游牧民
族——多利亚人南下浪潮挤压的结果。在这次冲击高潮中，粗犷野蛮而精
力旺盛的多利亚人摧毁了由他们的游牧先驱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
致使希腊社会经济萧条、人口流失，各种文化制度瓦解，倒退到一种黑暗
的蒙昧状态中。这种蒙昧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诸城邦崛
起时才结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由于赫梯帝国的衰落而留下来的真空
地带，很快就由一支闪米特语系的游牧民族——阿拉米人填补上了；而另
一支闪米特游牧者迦勒底人则极力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渗透。米底人
和波斯人也趁着这次冲击高潮的余波迁入伊朗高原，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美
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富饶的土地。在印度河流域，已经定居下来的雅利安
入侵者开始了与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不像几个世纪以前雅
利安人的暴力征服活动那样充满了血腥味，但是它对于后来的印度文明的
深刻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四大吠陀书和婆罗门教就是这种影响的有力见
证，它们后来以否定的方式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产生，又以否定之否定
的方式导致了婆罗门教的复兴(即印度教或新婆罗门教)。与此同时，在阿
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的另一边，来自西部高原的、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从游
牧生活方式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化的周民族，实现了对商王朝的政权更迭，
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的变革和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建
构工作。①
从公元前二千纪初到15、16世纪的3500年时间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
界发起了多次冲击。尽管游牧民族在经济、文化诸方面大大地落后于农耕
民族，但是他们却总是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究其原因，除了游牧民族全民
皆兵、骁勇善战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获胜因素就是游牧入侵者所具有
的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那些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的游牧者不为
① 关于这场意义重大的精神变革过程，将在第四章中论及。
140家业田产所累，来如迅雷，去若狂飙。“在军事上，这个特点非常重要。有
了这个特点，机动性强的少数就能制胜安土重迁的农耕世界的多数。自从
战车和马进入历史之后，游牧世界的各部落本来就已具有的机动性，更其
成倍地增强。”①
据历史学家们的考证，最早使用战车的是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的苏美尔
人，但是苏美尔人的战车是用野驴来拖拉的，非常笨重。一直到公元前18
世纪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高潮来临之前，两河流域和埃及
的农人们仍然不知马为何物。《汉谟拉比法典》中多次提及牛、羊、驴，却
没有一处谈到马。但是在公元前二千纪初由外高加索侵入小亚细亚的赫梯
人，却是驾着马拉战车向农耕地区发起进攻的。在特洛伊遗址的第六地层
中(其历史年代约为公元前1800年),也发现了马的骨骸。可以断定，马
最初是在亚欧大草原上驯化的，马拉战车是高加索一带山地游牧部落的杰
作。汤因比说道：“马是公元前1800年以前不久在欧亚大平原上驯化的，
而一种新式武器——马拉战车的发明和传播正是蛮族在公元前18世纪入侵
苏美尔一阿卡德和埃及并取得成功的原因。”②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指出：“游
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
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
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公
元前二千纪，游牧民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驾车作战时，
一名战士驭车，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众弩齐射，飞箭如雨，没有几个步
兵能长时间地抵挡，更不用说抵抗紧跟着发起冲锋的密集的战车。”③在这种
新式武器的攻击下，农耕世界的步兵们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面对着英
①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②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③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141国人首次投入战场的坦克的德国步兵一样，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继赫梯人之后，喀西特人、胡里特人先后驾着马拉战车冲入两河流域。
受印欧语系游牧民的影响，西亚的闪米特语游牧者也普遍采用了这种新式
武器——喜克索斯人经巴勒斯坦长驱直下埃及时使用的也是马拉战车，乌
加尔图人和亚述人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马拉战车打败了早些时
候的入侵者喀西特人和胡里特人。雅利安人在向东南进行征服的过程中，
也把马和马拉战车带到了印度河流域，取代了达罗毗荼人笨拙不堪的牛车。
在婆罗门教的祭祀活动中，马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婆罗门教在各种祭
祀中特别重视以马为牺牲的马祭，认为国王行马祭可使国王成为王中之王。
一个国王如行 100 次马祭，可以推翻因陀罗的王座，成为宇宙的主宰和众
神之主。”①辛哈和班纳吉在关于早期吠陀雅利安人的经济生活的材料中，也
发现了关于马、马车匠和马车竞赛活动的记载。在希腊半岛，据文特里
斯所释读的迈锡尼线形文字B的记载，阿卡亚人也是有马和战车的，这些
来自北方的游牧者驾着马车冲入爱琴海地区，并最终摧毁了克里特岛及沿
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也描写了阿卡亚战士
驾着马拉战车远征特洛伊的战斗情景，其中关于满腔复仇怒火的阿喀琉斯
把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于特洛伊城前来回驰骋的场面，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旧大陆东端的中国，商人克夏的鸣条之战是否使
用了战车尚未可知，《尚书·汤誓》只说了汤“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史
记·殷本纪》说：“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代桀。”均未提及马拉战车。但
是在已发掘出来的商代墓葬遗址(如大司空村、孝民屯等墓葬遗址)中，
根据随葬的车马坑可以证明商人已经有马有车。在甲骨文中“车”字作，
生动形象地表明商人通常是用双马套双轮车。按照汤因比的说法，马拉战
① 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7页。
② 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7-48页。
142车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①
到了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时，马拉战车已经普遍地使用于战场，《史
记·周本纪》中也有多处记载，如“(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
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等。
如果说在公元前18世纪开始的第一个入侵高潮中，游牧者是以马拉战
车这种新式武器而取得胜利的，那么到了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第二个
入侵高潮时，一些游牧入侵者已经开始使用更为轻便的骑兵来取代战车。
与此同时，由于锻铁技术的普及化②,游牧入侵者开始用坚硬的铁制兵器代
替以前所使用的青铜兵器，从而使得机动性和战斗力都大大地提高了。在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的末期，多利亚人、波斯人、西徐亚
人都已经掌握了骑兵战术。在中国，犬戎、匈奴等西北戎狄部落率先采用
骑射之术，并借此摧毁了西周政权。战国时，赵武灵王聘用擅长骑术的匈
奴人为赵国训练军队，“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自此国力大盛，灭中山，
攻楼烦、林胡，“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③。从此以后，骑兵就
成为游牧民族攻袭农耕世界的主要作战手段，不久以后又成为农耕世界内
部战争的重要工具。“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
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13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
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
的威胁中解脱出来。”④
从公元前二千纪初叶至公元前一千纪中叶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
冲击，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久、成分最复杂、过程最扑朔迷离的民族大冲
①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② 锻铁技术最早是由赫梯人发明的，赫梯帝国的倾覆对于锻铁技术在旧大陆西部地区的传播具有重大
的意义，在此之前，赫梯人一直把这项技术当作国家机密而加以垄断。在赫梯帝国灭亡后(公元前1200
年左右),赫梯的铁匠分散到各地，使锻铁技术得以广泛流传。
③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
④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143突和大融合活动。这场冲击波的主要推动者是雅利安语系诸游牧民族，此
外还有闪米特语游牧者和中国西北诸戎狄部落，而它的承受面则是从西至
东地分布在旧大陆整个农耕地带上的所有亲体文明国家。这次民族大冲突
和大融合不仅引起了文明形态的嬗变(新旧文明的更迭)和文明地域的扩
大，更重要的是在民族融合和“文化杂交”的基础上导致了各大文明体系
内部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的划时代变革。随着米诺斯、美索不达米亚、
哈拉巴、中国夏商周等亲体文明的解体和古代埃及文明的衰落，神秘而晦
暗的神话时代结束了。在旧文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帝国、
古代印度文明和中国的秦汉帝国，不仅开创了英雄时代，而且于粗犷豪迈
的英雄主义背后孕育了几个崭新的和至阴至柔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即
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一印度教和儒家伦理。这些宗教一伦理价值
系统从根本上决定了世界各大文明体系的基本面貌，并形成了各大文明体
系之间不可移易的文化壁垒。各大文明体系之间的这种文化分野虽然迟至
7世纪伊斯兰教产生后才最终定型，然而它却毫无疑问是第一次游牧世界
与农耕世界冲突和融合的历史结果。就此意义而言，后来由匈奴人发起的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冲击以及由蒙古人发起的游牧世界对农耕
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所产生的历史影响，都无法与这一次大冲击相提并论。
后两次大冲击虽然更新了文明的历史形态和扩展了文明的空间域界，但是
它们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文明体系之间的对垒格局，也没有引起新的宗
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变革(除了伊斯兰教的产生这一个例外)。由游牧世界
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所导致的文明分野和对峙(这种文明的分野和
对峙典型地表现为几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差异),不仅没有因为后
来的民族冲突和融合而消除，甚至也没有被近代以来的“泛西方化”潮流
所抹煞。时至今日，尽管世界各地区的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业化和
144科学理性的时代精神所裹挟，其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
现代化传播媒介和物质体制的影响，其经济、政治运行模式已经在越来越
大的程度上被纳入世界一体化的轨道，然而在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深处，却
始终维系着传统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的阿里阿德涅之线。①
① 阿里阿德涅是希腊神话中米诺斯王的女儿，为了帮助英雄忒修斯进入迷宫杀死怪牛弥诺陶洛斯，她
交给忒修斯一个线团，线团的一端拴在迷宫门口。忒修斯杀死弥诺陶洛斯后，循着展开的线团走出了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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