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前后，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发展为各派之间的政治论战， 这是时局使然。1840年前，虽然政治改革基本上停滞，王室的许诺没 有兑现，但教育改革的成果还得以保持，人们对普鲁士的政治改革还 抱有希望。但是，1840年普鲁士王子弗里往里希·威廉四世上台后， 开始使本来就停滞不前的改革局面倒转。他重新让反对改革的保守 人士进内阁，这就使改革的力量彻底被抛弃在一边，尤其使享受到教 育政策改革好处的人士的处境变得日益艰难。黑格尔学派受到直接 打击，有些人虽然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但工作环境则变得险恶，如罗 森克朗茨和亨利希；有些人甚至被剥夺了讲席，典型例子就是布鲁 诺·鲍威尔。1841年，谢林被请到柏林任职也被视为保守派对改革 派的报复，众所周知，谢林是站在保皇党一边的。
当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实际有左、中、右三方，右派是支持王室意愿的保守派，他们反对进一步的改革，不惜动用包括书报 检查令在内的一切手段，压制民众的自由和参政要求。
左派本是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但在1840年后的尖锐社会对抗 面前，他们发出了革命的呼声，与普鲁士王室势不两立，典型的例子 当推布鲁诺·鲍威尔。在被剥夺教职前，布鲁诺·鲍威尔还认为普 鲁士是一个现代的国家，因为它尽管与教会联盟，但却超然于宗教争 论的事件之外，表现出一定的公允。但是，当因无神论言论激怒了当 局，不能再继续在大学任教后，布鲁诺·鲍威尔终于认识到威廉四世 统治下的普鲁士国家是一个不自由的体系，根本没有教学自由。1842 年以后，他开始猛烈批判普鲁士国家，从而也改变了他与黑格尔哲学 的关系。在此之前，他虽然从正统虔敬派的立场批判黑格尔的理论， 但又注意保护黑格尔的进步特征，使之不会被归于保守派的行列。 这样，他基本上还站在黑格尔主义的基础上。而在这之后，他不再能 像黑格尔那样与那个在当代已经实现了的理性发生联系，并使之继 续在改革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他用对当代的“纯粹否定”代替了黑 格尔对当代的“扬弃”。布鲁诺·鲍威尔还预言国家会逐渐暴露自己 的反动真相，从而遭到公众的批评。他指出应该用革命代替改革。 这和马克思后来的情况相类似。但是布鲁诺·鲍威尔并不认为社会 的希望在于无产阶级，他也意识到市民阶层也不会进行革命，而且他 的立场也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所以他感到失望，也看不到希望，最 后越来越游离于政治活动之外，过着内在的流放生活。
中派的政治主张实际上代表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愿望，是 1848年革命前市民阶层追求解放的精神表达。他们要求有人人平等 的权利，希望得到民众的自我规定性，能自由选举议会代表，决策方 面要有民主的公开性，要求取消书报检查令，所有公民都参加国家事 务并承担应有的责任，等等。总之，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有由宪法保 证的公民自由。1848年三月革命是德国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市民阶 层是这次革命的发动者，他们的目的有二，一是立法修宪，二是实现德 意志全民族的统一。德意志议会和普鲁士议会同时召开。为此，米希 勒就德意志宪法和普鲁士宪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普鲁士宪法必须以下列11点作为基础：新闻自由；确保个人人格自由；有自由结 社和集会的权利；司法独立；废除享有特权的法权阶层和世袭的特权阶 层；审判程序和刑事陪审法庭要有公开性，允许口头辩论；不同信仰的 人具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建立国家军队并自由选举其统帅；在立法、税 务、借贷和预算等事务中要有民众代表参与制定决议；大臣要承担责 任；军队向宪法宣酱。对于德国统一问题，米希勒认为国王应该要求六 点，才能使德国由一个国家邦联变成联邦国家，它们是，制定德国军队 的普遍法律，有统一的联邦旗帜和统帅；建立德国联邦法院，处理由国 家法所产生的各国间和各国内部的立法和政府问题；可以在德国境内 各国自由居住和迁移；取消所有的关税限制；统一度量衡和硬币中金银 与合金的法定比例；建立一支德国的联邦海军。①
对黑格尔学派的研究与黑格尔哲学的命运紧密相连。② 19 世纪 末，随着新康德主义的上升，黑格尔学派几乎都被遗忘了。当时的哲 学史和辞典在提到他们时，往往是把他们作为“过路客”一笔带过，偶 尔的研究，也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的角度考察他们。1945 年以后，随着黑格尔哲学的复兴，黑格尔学派又再次得到关注，其标 志是吕伯主编的《黑格尔右派》、略维特主编的《黑格尔左派》③,这重 新引起了人们对该学派的兴趣。后来有许多文章发表④,它们大多不 太赞成编者对该学派人物所作的政治派别的划分，从而打破了延续 近一个世纪的僵化分类表。一些新出版的传记清楚地展示了黑格尔 学派中一些成员的成长道路⑤,有人考察了迄今的研究中所用的派别 划分标准，试图以新的表述来替代以前简单的“左、右”分类。⑥ 当时
① 参见米希勒《论宪法问题》,载于吕伯主编《黑格尔右派》,斯图加特，1962。 ② 参见瓦斯泽克《黑格尔学派》,载于费策尔、明克勒主编《政治理念手册》第 4 卷。 ③ 参见略维特《黑格尔左派》,斯图加特-巴德·坎恩斯塔特出版社，1962。两人 选择文献时带有较强的政治倾向，而忽视了理论本身。 ④ 例如瑞德尔的《黑格尔和甘斯》,载于《自然与历史》,斯图加特，1967。 ⑤ 参见瑞思讷《爱德华·甘斯：三月革命时代的人》,图宾根，1965。 ⑥ 参见奥特曼《黑格尔那里的个人和团体》,柏林/纽约，1987。
民主德国的佩培勒(Peperle)的研究尽管是纯学术性的，但也有因过 分强调黑格尔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作用，从而牺牲他们 的独立性的倾向。①
不过，黑格尔学派在哲学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他们又有强 烈的时效性，因此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种局面在可见的将来也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中国这方面的研究也十分薄弱，-是有关的中 译本极少，二是他们又被置入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起 源的“中间地带”,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所以一直是个被遗忘的角落。
① 参见佩培勒《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和艺术理论》,柏林，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