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流行的观念里，欧洲“中世纪哲学”就是在神权统治笼罩下的烦琐哲学，“神学的婢女”曾经被广泛用来描述这个时期的哲学。哲学与其说是理性的一种独立活动，不如说是信仰的工具与附庸。 因此，如果说“中世纪”有哲学，那么,也只是一种缺少理性光芒的黑暗时期的哲学。如果有人想从中世纪哲学中寻找哲学的独创与富有，那么,他即便不被嘲笑，也会被轻视。这在中国和东亚的思想世界里尤显突出。
对中世纪哲学的这种片面的甚至是浅薄的想像，首先是在一些近代欧洲哲学家们的影响下形成的。黑格尔在其皇皇四卷本的《哲学史讲演录》里，用不到100页的篇幅就把1000多年的中世纪哲学草草打发了，并在书中声称“我们打算穿七里靴尽速跨过这个时期”。黑格尔之所以要人们尽快跨过1000多年的中世纪，无非是因为从他的角度看来，整个中世纪哲学没有多少值得人们逗留的东西。
不过，就中国而言，近代中国学者的宗教观，对于形成关于欧洲中世纪哲学的那种片面性想像，负有更直接的责任。近代主流的中国学者(不管是左翼如陈独秀，还是右翼如胡适，抑或国粹派如梁漱溟)对于宗教信仰多取漠视、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以至于他们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种宗教性文化而感到庆幸。因此，像蔡元培这样具有伟大胸襟和先知视野的学者也试图倡导以美育代替宗教。中国学者的这种宗教观使他们在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基督教信仰及其在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常常被掩盖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西方文化的精髓被简化为观念层面上的“科学”与制度层面上的“民主”,而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近现代的科学和民主在深度的精神层面上与基督教信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他们以一个轴心文化民族固有的伟 大胸怀大胆地理解、接受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有关自由、民主、理性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构成了欧洲近现代社会改造运动的根据与尺度，并且最后成了构建国际法则和国际秩序的根据——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借以批判世俗专制与教会专制的那些核心思想恰恰是从基督教信仰中培育、化解出来的。这使中国近代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更侧重于从被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批判的制度层面上去看待基督教信仰和整个中世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神权统治与教会专制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整个中世纪的全部内容，或者说，基督教信仰居支配地位的中世纪理所当然地仅仅被视为神权统治和教会专制；因此，中世纪当然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在这样的黑暗时段里，人们对于哲学和思想又能期待些什么呢?
在对西方文化核心的理解与接受上的这种偏差使我们关于西方中世纪哲学的那种片面性想像得以长久地流传下去，而这种片面性想像的流传又反过来阻止我们去纠正理解上的偏差。但在中国主流学者对基督教信仰及其在西方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持消极、轻视态度的同时，也陆续有一些学者试图纠正这种偏差，比如，杨昌栋先生在完成于20世 纪30年代的《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一书中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叶秀山先生从20 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始在有关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的一系列研究中，开始从学理上揭示了基督教信仰对哲学的积极意义；赵敦华教授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则是1949年之后一部试图以较公正、客观和正面的立场理解、评价欧洲中世纪哲学的专著。在西学东渐至今天，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怀着谦逊和虔诚去理解基督教信仰及其对欧洲乃至人类的意义，就像他们怀着同样的谦逊与虔诚面对自己的传统一样。
那么,基督教信仰究竟如何构成了西方文化的核心?更具体地问：在基督教信仰统治下的中世纪，基督教对哲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而使哲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从理论上看，也许我们不能断然地说，如果没有基督教，哲学就不可能提出它在中世纪提出的那些影响深远且改变了哲学方向的问题和相关思想；但是，从历史事实上看，恰恰只是在与基督教信仰的相遇、碰撞过程中，哲学才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打开了新的维度。本卷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深入分析哲学在基督教信仰的影响、逼迫下如何开启出规定哲学后续发展的新问题与新观念， 以期能以更客观的立场展现西方中世纪哲学的真实性，并有助于我们这个拥有本源性文化的民族深入另一种本源性文化的核心。不过，在进入对历史材料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先行阐明我们据以分析史料的先导性观念与先导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