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康德主义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在 19世纪中叶，德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在德 国境内实行的仍然是四分五裂的君主制，它严重地妨碍了资本主义 的发展。这种政治和经济的激烈对抗在整个德意志境内引起了社会 的方方面面的矛盾，并且最终导致了在1848年爆发的德国资产阶级 革命。这种社会矛盾反映在哲学领域，就是人们看到了以黑格尔为 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不再相信理性主义哲 学的自以为是和自吹自擂，从对理性主义的信仰转向对理性主义的 杯疑和抛弃。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哲学领域中科学主 义和实证主义潮流涌动。于是，人们重新审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地 位和作用，不少人以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应当在理论的实效性和精确 性方面作出改进，应当像自然科学那样系统和可靠。这样，以理念论 为核心的德国哲学在经历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理性主义思辨哲 学的高峰之后，就陷入一种分崩离析、逐步没落的境地。对于当时德 国哲学界的这种情形，新康德主义的先驱李普曼(O.Liebmann, 1840—1912)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迄今占据主导地位的思辨、理念学派因为其内部分裂而崩 溃，这些曾经风云一时的上等人因为争吵不休而迷惘困惑，因为 对政治-实践领域的失望而情绪低落；公众已经不再相信理性的 统治，未来的学者们业已从思辨的幻象中醒悟过来，准备献身于 极其乏味的实际追求；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则分别从两个不同 方面作出这样的许诺：它们虽然不能提出令人振奋的东西，但却能提供价廉物美、菅养丰富的食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好像 哲学或者已经完全陷入各门具体科学的泥淖中，或者只是作为 传统遗产的一种历史表述而存在。①
李普曼是哲学史家费舍尔(K.Fischer,1824—1906)的学生，先 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和耶拿大学任哲学教授。上面这段描述出自李 普曼在1865年出版的《康德和后继者们》(Kant und die Epigonen)一 书，它不仅表现了当时德国哲学和精神科学的状况，而且还反映了知 识界、尤其是哲学界的失望情绪。而这种不满和失望早在1848年前 后就已经显露，李普曼的老师、哲学史家费舍尔、生理学家和物理学 家赫尔姆霍尔茨(H.L.F.Helmholz,1821—1894)、哲学家和神学家 策勒(E.Zeller,1814—1908)等人当时都表达了对哲学状况的不满。
他们相信，哲学只有回到康德那里，并予以新的阐释和发展，才能改 变这种令人失望的局面。但是，第一个公开提出复兴康德哲学之主 张的人则是李普曼，他把改变和拯救德国哲学的希望寄托在康德哲 学那里，以为只有复兴康德哲学才能振兴哲学，才能使哲学回答时代 提出的问题，满足社会实践的要求。他为此大声呼吁，“必须回到康 德那里去”②。李普曼的《康德和后继者们》这部书后来被认为是新康 德主义形成的标志，而李普曼本人则成为新康德主义的真正创始人。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新康德主义从一开始就试图从认识论上改造康 德哲学，如李普曼明确表示要否定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他明确 说，物自体“不外是一把既没有刀身、也没有刀柄的刀。仅仅说这是 一个空洞的概念还不够；这根本不是‘概念’,而是‘伪概念’”③。这就 表明，新康德主义是不同意康德的二元论立场的。他们要去除物自 体，不承认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客观现实，从而彻底去除康德哲学 中的唯物论成分。这里充分表现了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本质。
① 李普曼：《康德和后继者们》,第223页，斯图加特，1865,翻版，柏林，1912。 ② 同上书，第215页。 ③ 同上书，第64页。
不过，在早期新康德主义者中，最有影响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尔 贝特·朗格和阿洛伊斯·里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