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说，表述后现代这个概念的哲学含义大约是在1979年， 当年利奥塔出版了他的名著《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以 下简称《后现代状态》)。这本书即便在哲学领域之外也是关于后现 代概念的重要著作。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的首要特征是“元叙述 的终结”①,而现代的特征则是由元叙述来统治的。现代这个时期的 特点就是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认识和实践生活，并把这一切努 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例如，启蒙思想的人类解放、理想主义的精神 目的论、历史主义的精神解释学、通过资本主义活动谋求人的物质幸 福、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如此等等。但是，这些元叙述面对痛苦 的经验已经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东西，人们不再对这种悲伤而忧 郁的损失作出反应，人们认识到这种统一性的解释是一种弊端，而且 认识到这种损失实际上是一种获得。因为统一性伴随的是强制和恐 怖，失去它相反地只会获得多数人的意志自由和解放。这种调换是 批判的。新方向的特点是重视差别和异质性。一个人只要分享了这 种对不同的语言游戏、活动形式、生活方式、知识概念的积极观点，那 么,他就发现自己处在后现代之中。因为后现代思想认为差别的不 可还原性是根本的。 利奥塔是一位具有诡辩派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正是他发展 了这个早期的和持久的后现代哲学概念。这个概念在20世纪 80年代 获得了发展和转变，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其他学科中，都产生了国际
① 见利奥塔尔(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第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1997。
性的影响。现在，“后现代”这个术语不仅应用于文学、建筑和其他艺术 形式，而且应用于社会学、哲学、经济学以及神学。这个术语同时也进 入了历史编纂学、人类学、法学、精神病学、教育学，以及文化和媒体理 论。它已成为我们自我理解的焦点，它是当代的基本表现。
“后现代”这个术语的这种创造性使用已经扩大到各个领域，在 现实中有它的基础，通过对它所做的哲学引申，这个概念的内容已十 分广泛。但是，“后现代”这个术语有一个历史，可以回溯到它的特殊 哲学定义之前很久。我们将简要描述“后现代”这个术语的前哲学用 法，而且我们要指出在最初使用它时并不是肯定的，主要还是否定的。 “后现代的”这个形容词第一次出现在1870年，按英国沙龙画家 查普曼(Chapman)的说法，当时他和他的朋友们想创作一种后现代绘 画，以批评法国的印象派画家。但是他们并不想攻击印象派，而只是 想取代印象派。这个术语保留下了，但并没有什么结果。1917年，潘 诺维兹(Rudolf Pannowitz)在其《欧洲文化的危机》(Die Krisis der europaeische Kultur)中提到了“后现代人”。这种后现代人是克服了 现代危机的人，其实质是尼采“超人”的翻版。尼采因此被认为是后 现代的鼓舞者和思想源泉。① 1934年，在文学批评家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的著作中，把现代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诗歌的发展阶段分 成“现代的”(1896—1905)、“后现代的”(1905—1914)和“超现代的” (1914—1932)。“后现代的”描述了一个在第一个现代的和第二个日 益增长的超现代之间的短暂、灵活的中间策略阶段。这种用法同样 没有产生持久的结果。
只是在1947年，我们才又发现了“后现代的”这个词，但还没有立 即引起当代的争论，在萨默维尔(D.C.Somervell)选编的汤因比 (ArnoldToynbee)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西方文化 的当代阶段被描绘为“后现代的”。汤因比的“后现代”开始于1875 年，它的特点是表现从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向全球互动的思想转变。
①参见威尔施(Wolfgang Welsch)《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Unsere Postmoderne Moderne),第12—13页，威恩海姆，德国科学院 出版社，1988。
汤因比的“后现代”和我们现在讨论的后现代含义完全不同。但是由 于汤因比著作的广泛流行，对以后这个词的使用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这个术语的不确定性和广泛的变化，使它扩展到了绘画、文学、音乐、 舞蹈、政治，甚至全部文化，成为后来讨论的关键词。在 20世纪 50年 代末“后现代”成为美国文学中的时尚词，后现代话语成为论述整个 现代文化的话语，成为创造有关现在和未来的洞见的一个方法。 文学中的后现代争论始于1959年和1960年爱尔温·豪(Erwin Hau)和列文(Harry Levin)的争论。他们注意到他们时代的文学和 现代伟大的文学——叶芝(W.B.Yeats)、艾略特(George Eliot)、庞 德(Ezra Pound)和乔伊斯 相比，其特征是创造力的衰落和确定性 的减少。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谈到了“后现代”文学，他们的分析带有 一种怀旧的、无可奈何的余味。但是，他们所引用的似乎有理的衰落 的根据同时成了一种辩解：他们认为在一个现代的时期之后，随之而 来的一个坚实的阶段可能是自然的，一个新时代不久就会到来。文 学批评家芬德莱(L.Findlay)和桑塔格(S.Samtary)放弃了古典的现 代标准，流露出一种文化悲观主义语调：他们发现并捍卫新文学的真 正特点。他们看到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混合所产生的新作品的 决定性成就。这些后现代文学作品至少说明了现实的一切方面，谈 到了所有社会阶层，它把现实主义和幻想、资产阶级精神和外部状 态、技术和神话结合在一起。它的理想方法不是一致性而是多样性， 它的特征就是把上述一切结合起来，把精英和大众趣味结合起来。 1969年，即后现代文学争论开始后10年，关于后现代的一个公 式 后来利奥塔把它发展为一个概念——出现了：后现代现象存 在的地方，一个基本的语言、模式和过程的多元性在实践着，而且不 是在不同的作品里，而是在同一著作中。“后现代”在这场文学争论 中获得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概念的外形。随后，大约在1975年后现代 这个概念在建筑中名声大噪，斯泰恩(R.Stein)和詹克斯(C.Jenx)成 为这个概念的宣传带头人。但是，在后现代这个概念从文学进入建 筑学和利奥塔加以哲学化之前，社会学已经采纳了这个概念。在社 会学和建筑学中，“后现代”这个词主要指的是一种确定的多元论。
通过利奥塔对这个概念的哲学解释，“后现代”这个术语从一个 否定的指意模糊的术语变成了一个肯定的提出当代和未来问题的概 念，而且包含一种坚定的多元性。但是，在哲学中如何在多元论的条 件下用这个概念处理许多新问题成了争论的中心，这导致了80年代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争论，后来罗蒂(Richard Rorty)加入了争论。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计划》一书中批评后现代 是以一种坚定的现代立场为基础的。他承认现代已经产生了严重的 问题，他甚至谈到“困境”。他说：“几乎在整个西方世界，我们看到一 股有利于批判现代人的思潮正在形成，这种思潮滋长着失望的情 绪。”①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些问题通过转向后现代的范式并不能克 服，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依靠现代本身的起治疗作用的潜能。哈贝马 斯深信合理性的发展已经使自己和生活世界分离，而且使自己分裂 为一种认识的、道德的和审美的合理性。这种分裂导致分化的、自主 化的和耗竭的过程，通过各种系统的命令使生活世界殖民化。为了 反对这种分裂，人们首要的任务是把专家文化和生活世界重新联结 起来，或者从生活世界的观点重新占有专家文化。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阐述了理性交往这一问题。而在 《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中他发展了合理性三个方面的特征，但他更 关心理论理性的功能而不是社会治疗。根本问题是，为片面发展所 划分的反对自己的理性在一种真正意义上是否可以叫做理性?这种 作为统一性的东西是否——至少在一贯的形式上—不应属于理性。 哈贝马斯为一种双重策略辩护。他认为，“理性的中介因素”就 是合理性诸方面分裂的问题。合理性的分裂问题导致了作为现代标 志的片面性的意义是不可能放弃的。但是，它需要一个交往互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哈贝马斯强调科学、道德和艺术的互相沟通。他 指出，分化过程始终伴随着互动。对于理性来说，就其最广泛的形式 而言，它的各种因素的统一同样是本质的，因此思考这种统一的结构
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计划》,第462页，波士顿，信标出版社， 1981。
是最重要的。
鉴于理性的交往因素，哈贝马斯设计了一种平衡的结合行动。 他通过与一个运动物体的对比解释这种情况。他说，必须在运动中 建立认知-工具的、道德-实践的和美学-表现的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为这三个方面如今像一个复杂运动体一样停止不动了。在现代性 的过程中，理性的诸因素还没有失去它们的特征，但相互之间失去了 它们的运动性，必须重新恢复它。
运动物体的形象在两方面是有启发性的。首先，哈贝马斯试图 恢复理性的循环。合理化的缺点应该通过理性的运动化得到补偿。 在关涉合理性的其他方面上，一种发展的感受性依附在理性因素的 活动性上。其次，这应该导致诸因素的一种平衡的相互作用。在一 个力的自由配合中，每个因素都可以表现其特殊的重量，以便它们共 同构成一个平衡。哈贝马斯在理论上遵循“力的平衡”的观念。如果 障碍被移动了，如果运动物体被解开，那么在理性的诸分裂因素之间 的一个新平衡就会出现。在一个循环运动的模式之后，而且根据平 衡的观念，哈贝马斯设想了理性的统一性。
这种观点和后现代的概念区别何在呢?首先，哈贝马斯谈到了 理性的现代多元性。他在批评后现代性的同时赞扬了多元性。他 说，尼采唯一可谅解的错误就是尼采认为合理性的审美向度统治了 合理性的所有其他向度。他认为，和后现代主义相比，这种多元性仍 然可以通过理性的调节加以控制，理性的统一性是不可缺少的。从 后现代的观点来看，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低估了这种多元性的基本 特征，否则他决不会相信这种统一性仍然是可能的。这就是利奥塔 的观点。
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试图寻找一种统一的社会文化策略来解 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成功的。他认为，哈贝马斯试图以美 学作为合理性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桥梁是站不住脚的。利奥塔求助 于历史上的先锋派去反对哈贝马斯把美学作为一个调节因素加以功 能化，因为这些先锋派阐明了一种视觉表现和语言交往没有注意到 的无法表达的东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利奥塔认为，虽然先锋派的主题常常是内心感觉，但是崇高是真的。正是从这里，先锋派获得了 他们的力量。因为在后现代状况下，这种不可比较的美学经验仍然 是典范的。对待崇高和不可比拟的东西，现代和后现代态度之间的 差别只是一种侧重点不同的差别。现代性强调表现的失败，而后现 代强调对这种失败的补充经验使一种不可表达的东西的存在得以实 现。于是，关于崇高，我们在《后现代状态》中发现了一种向后现代性 的决定性转折，因为在那里，元叙述的终结不再是令人悲伤的失去， 而是一种可利用的获有。总之，回到先锋派说明了利奥塔的后现代 概念和 20 世纪的现代先锋派的关系。这也是后现代诞生于现代艺术 精神的一个有力证据。
后现代思想强调差别以及对不可测量的东西的经验，而在所有 关于统一性的观念中，是没有差别和不可测量的东西的地位的。这 也是利奥塔反对哈贝马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为了调和概念和 感性，透明的经验和可以传授的经验，我们已经为对整体和统一的怀 念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答案是，让我们向总体性宣战；“让我们证明不 可表现的东西；让我们激活差别。”①
按利奥塔的概念，后现代哲学的任务有三个方面。首先，告别对 统一性的迷恋。对统一性的反感和厌恶并不是一种感情冲动，而是 以理性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其次，它必须使给人深刻印象的多元 性的结构成为显而易见的。这种结构揭示这种异质性并教育我们： 不使用强制和独断的方法就不可能获得最后的统一。这等于给了这 种异质性的观点一种结构的和历史的合法性。统一性的终结就是统 治和强制的终结，这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公认的。第三，后现 代哲学必须阐明彻底的多元性概念的内部问题。多样性和异质性必 然产生冲突，如何从公正的角度处理它们?②
利奥塔认为，“共识(Consensus)”不可能为解决公正问题提供答
① 列奥塔尔(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第136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 ② 同上书，第81页。
案，它是一种过时的和可疑的价值。但是公正作为一种价值既不过 时也不可疑。因此我们必须获得一种和共识这个概念无关的有关公 正的观念和实践。那么怎样对待思想和生活中的异质性，而不使一 种范式压制其他范式呢?怎样才能听到并重视在必定仍然存在的不 公正中的失败的主张呢?后现代的多元论首先强化了公正的问题， 哲学后现代主义让我们更切实地认识公正，并创造一种对不公正的 新的敏感。他说：“像哈贝马斯那样，把合法化问题的建构引向追求 普遍的共识似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不谨慎的。”①
针对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争论，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 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1979)中提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后 现代性，把哲学从认识论转向了治疗哲学，但是他从一种彻底的多元 性立场提出问题并没有获得成功。他试图把哲学归结为纯粹的谈 话，一场有趣的无冲突、无结果的讨论，一场美育清谈，并没有提出一 种反对基础主义的有关真理的外在规范。
在《偶然、反讽喻与团结》(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 中，罗蒂阐述了他的有关无基础主义和偶然性的思想。他发展了一 种偶然性的哲学，并称之为讽喻哲学。他说，我用“讽喻者”命名那种 偶然性的人，这样的人承认自己最核心的信仰和欲望。他们首先知 道他自己的解释学的统一偶然性；其次，他知道这种偶然性靠某种证 明和阐述不可能被消除或移走；第三，这种观点完全适用于一切解释 系统；第四，他的语汇不是封闭的，而是不稳定的和万变的；第五，他 面对偶然性而且充分说明了偶然性。讽喻者是一种唯名论者，一种 历史主义者，他认识到自己的“无根性”。他说：“只有在自由的社会 里，讽喻者才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只有自由社会才给予讽喻者 以离经叛道的自由。”②
罗蒂参照弗洛依德界定了合理性，而偶然性是其一个核心概念。
① 列奥塔尔(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第137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 ② 罗蒂：《偶然、反讽喻与团结》,第89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
弗洛伊德认为合理性是一种调节偶然性和其他偶然性之间关系的机 构。这种“理性机构”并非一种哲学还原论，而是说明了理性(合理性) 在偶然性的情况下如何可以被重新理解。这种观点首先有助于我们 认真理解不存在被叫做“理性”的核心能力、核心自我的可能性；其次 它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些新情况下思考理性乃是一种处理偶然性的理 智策略，以便调整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并且以这种方法获得一种相对 一致的网络。
罗蒂的确在他自己的命题中没有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理性”这 个词，从传统上看，理性是人类一个核心且普遍的观念，它们创造了 我们道德责任的来源。罗蒂描述了一种新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 仅和一种描述系统有关，因为它以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把一个来自偶 然性的描述系统结合在一起，而且超越了系统的固定或封闭的界线。 如果讽喻者知道他的语汇不是封闭的，如果他在其他语汇影响下发 展了合理性，并因此认为它是不定的和可变的，那这就是一种新的合 理性的意义。这种合理性把首尾一贯的结构和对不完整性的认识结 合在一起了。
利奥塔、哈贝马斯和罗蒂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告诉我们，我们必 须在理性的各种形式中，特别是在这种形式之间转换的可能性中寻 求理性的统一性。而这种转换不可能性是任何更高观点的结果，因 为不存在更原初的观点。每种思考自己的观点都属于对方，事实上 是站在它所反对的位置上。这给从合理性的多样形式内部进行活动 的可能性留下余地。通过对合理性类型的自主化，理性的任务和概 念被取代，理性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过分的和等级制的能力，而是一种 推动合理性诸形式之间的联系和转变的横向的能力。 鉴于理性基本上采取这种转变的形式，我们将它描述为“横向理 性”。这种理性从合理性的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联结差别，建 立联系，鼓动讨论和变化。它的全部过程都是水平的和转变的，而且 仍然受这种横向特征所限制。
当然，这种横向理性不单是一种新能力。确切地说，横向理性的 概念强调一个始终属于理性的时刻，转变的时刻，现在这个时刻已经获得特殊的、新的持久意义。横向理性的交叉(Cross-over)原理并不 会导致一个封闭的体系。作为结果的关系并不是整体的，而是部分 的，而且不会被误解为是不可逆的综合，它们会再次变为易碎的。 这种横向理性和利奥塔的方法有什么关系呢?显然，横向理性 和后现代思想的反对总体性的意向有关。它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通 过否定一切关系，而是通过公开追求事物的互相关联的方面以及不 同方面的结构。但是，从语言现象学观点来看，横向理性的概念在仔 细分析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引入了统一性的原则。这就是 它要求放弃绝对异质性原则的理由。但是，它试图完成的交叉原理 可能和利奥塔的目的相调和，事实上正是通过交叉原理，这些目的才 完全可能实现，而它们用绝对差异的原理破坏了自己。
利奥塔本人谈到话语类型之间的“转换”,但是他认为它们似乎 是作为纯粹事实发生的，正因为话语毕竟必须继续，或者随情况变化 联结起来。于是，对他来说，真正有趣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由 于横向理性的过程，转换得到推动——是把普通的机会不加区别地 联系起来。这最终可能会获得绝对任意的结果，而且取消利奥塔追 求的目的。
例如，话语之间的绝对差别显然不能由包括在话语本身中的话 语来提示，而只能由一种明显地发现的和不同逻辑比照的能力来提 示。在这个过程中，理性作为一种中介活动阐明异质性和转换、差异 和同一。只有这种理性才能体验和反映利奥塔所描述的那种冲突的 事物状态。只有这种理性能力才会肯定冲突，而且使冲突中活动的 实践成为可能。
只有以这种横向理性的观点来看，后现代思想的基本动力—— 保留多元性和保证干预，才会成为可能和合法的。它实质上扩大了 利奥塔的观点，横向理性符合后现代状态对合理性日益增长的多元 性形式的特殊要求。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冲突中，这种理性可能发现 自己处于关键地位。一方面，它反对现代的总体性，说明了后现代对 差异的兴趣，因为它基本上不是用于总体性而是用于转换，其领域也 属于建立和加剧差别；另一方面，它纠正了利奥塔刻板的后现代主义的异质性的绝对教条，而没有成为它的还原倾向的牺牲品，并摆正了 差异的地位。横向理性向我们证明，不可比较性只对个别情况有效， 不是普遍有效的。这种理性创造了关系而没有强制统一，联结了鸿 沟而没有填平地面，发展了差异而没有分裂一切。这种形式的理性 可能被认为是后现代的样本，它不再和现代对抗，而是接受并继续现 代的目的。横向理性可能是后现代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