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巴黎
1843年9月于克罗伊茨纳赫
我很高兴，您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过去，进而着意于新的事业。6那么，到巴黎去，到这座古老的哲学大学7去吧，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到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必须做的事隋，就必定能实现。所以我毫不怀疑，一切障碍都能排除，虽然我承认障碍很大。
但是，不管这个事业能否成功，无论如何，这个月底我将到巴黎1马克思大约在1843年10月中旬才与燕妮一起迁往巴黎。——编者注，因为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我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任何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
在德国一切都遭到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即极端愚蠢的统治笼罩了一切，连苏黎世也服从来自柏林的指挥。〔8〕所以事情日益明显：必须为真正思维着的独立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结地点。我深信我们的计划是符合现实需要的，而现实的需要也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因此，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我对这项事业是毫不怀疑的。
看来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而现在哲学已经世俗化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所以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不过我指的不是某种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所以，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决不是一回事；除了这种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些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
然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又只是涉及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的这一个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关心另一个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做我们批评的对象。此外，我们还希望影响我们同时代的人，而且是影响我们同时代的德国人。问题在于，这该怎么着手呢？有两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二者是目前德国主要关注的对象。不管这两个对象怎样，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拿任何现成的制度，例如《伊加利亚旅行记》2埃·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1842年巴黎第2版。——编者注中的制度，来同它们相对立。
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说到现实的生活，虽然政治国家还没有自觉地充满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在它的一切现代形式中却包含着理性的要求。政治国家还不止于此。它到处假定理性已经实现。但它同样又处处陷入它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
因此，从政治国家同它自身的这个冲突中到处都可以展示出社会的真理。正如宗教是人类的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者注的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从共和制国家的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社会真理。所以，把最特殊的政治问题，例如等级制度和代议制度之间的区别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意味着降低原则高度。因为这个问题只是用政治的方式来表明人的统治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说，批评家不但能够而且必须探讨这些政治问题（在那些极端的社会主义者3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编者注看来这些问题是不值得注意的）。当批评家阐明代议制度比等级制度优越时，他实际上就接触到了一大批人〔9〕的利益。批评家把代议制度从政治形式提升为普遍形式，并指出这种制度的真正的基本意义，也就迫使这些人越出自身的范围，因为他们的胜利同时就是他们的失败。
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
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我们的全部意图只能是使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
因此，我们的口号必须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将过去和未来断然隔开，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最后还会看到，人类不是在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完成自己原来的工作。
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表明我们杂志的倾向：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一项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它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使自己的罪过得到宽恕，就只有说明这些罪过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