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什么是启蒙》(“Qu'est-ce que le lumières”)发表在法文 《文学杂志》(Littérature)1984年5月总第207期上，他要在哲学领域 提出新的问题。显而易见，“新的提问”有针对康德的意思，因为康德 也有一篇著名短文《什么是启蒙》。福柯与康德关于启蒙的研究有一 个共性，即两入都从历史(历史的一般性或哲学史)的角度提出“起 源”问题。福柯想从康德的文章中读出与以往的哲学不同的东西，与 人们对康德的理解习惯不同的东西。他说，康德以不为入们注意的 方式提出了启蒙(l'aufklarung)问题。
在福柯看来，康德文章中提出的首要问题是“当下”或“现实”的 问题：今天或者目前发生了什么?什么是“目前”?福柯提到了笛卡尔 在《谈谈方法》开头部分的自省：青年笛卡尔曾博览群书，但是收获甚 微，得不到确定的知识，于是转而阅读现实世界这部大书。福柯认为 只有康德才提出了现实世界的秩序问题，即对现实做哲学判断，把问 题确定在对现实的某一要素作出规定——康德认为这个“要素”是思
① 福柯：《口述与笔录(1954—1988)》,第223页，巴黎，伽俐玛出版社，1994。
想、认识、哲学过程的“承担者”,决定思想者、知识分子、哲学家怎么 说，决定思想过程如何发挥作用。福柯说这些“要素”同时也是“演 员”,康德把“现实”(或翻译成“在场”,福柯这里用的法文词是 présent)问题看做一个哲学“事件(événement)”,哲学话语属于这个事 件。“如果我们面对哲学如同面对有自己历史的话语实践形式，在我 看来由于康德这篇关于启蒙的论文，我们着到哲学是其现实话语的 一个归纳，哲学所探讨的实际性(actualité)是作为哲学为了有意义的 说话而具有的一个事件、价值、哲学的特殊性。(每一特殊的)哲学要 在事件中同时发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哲学所说内容的根据。由此我 们甚至可以看到，对哲学家来说，提出他隶属于这现实的问题，这将 完全不是他属于某一学说或传统的问题，也不完全简单是他属于一 般的人类共同体问题，而是他属于某一‘我们’的问题，属于与其自身 的实际性之文化总体特性相联系的‘我们’。”①这个“我们”成为哲学 家反思的对象，这样的哲学探询有自己的结构和界限，该结构之外的 问题对于这种特殊的哲学形态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也构成福柯所谓 理智与精神病的界限。
福柯接着谈到了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是与古典文化相比较而 凸现的，表现为对某种权威的某些术语的差异态度。在“现代性”问 题上福柯与哈贝马斯有争论，福柯认为“现代性”立场提问题的方式 值得怀疑。比如“现代性”立场认为古代文化在现代之外，“现代性”在 当代也处在衰落时期，等等。这是一种直线性或时间性的提问方式， 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认为时代总是不断进步的思想模式。福柯则 从时代的空间性或横断面角度提出问题，“不再从与古代的某种纵向 关系角度，而是与古代的实际性有一种‘对称平面’的关系，使后一种 新的提问方式与前一种纵向关系的提问方式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恢 复古代话语的实际性，一方面，是为了重新发现它自己的位置；其次， 是为了说出话语的意义；最后，是为了说明行为(action)的方式，这种
① 福柯：《口述与笔录(1954—1988)》,第68页，巴黎，伽俐玛出版社，1994。
方式可能在这种实际性内部发挥作用”①。福柯在这里说明的“知识 考古学”方法就像地质学中从不同地层分析地质年代的方法，不同地 质层之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因为地层的性质不同。不同地层之间 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关系，产生于某一个地质事 件。福柯问某一时代的“实际性”是什么,就等于问其地层是什么,该 地层对其所属时代有什么意义。人们以某一“实际性”的方式说与 做，福柯认为这是他关于现代性的新的提问方式：现代性不应该被当 做一个概念，而应该被当做一个“问题”;不是“纵向”的问题，而是“横 向”的问题，像网络或长满枝权的大树。这也就是福柯所谓“系谱学 (généalogie)”的含义，即走岔路，分岔。康德提出的启蒙问题是其中 的一条分支，属于18世纪欧洲精神的中心。这种“时间性”的提问方 式是以启蒙为轴心，向过去与将来提出问题，认为“过去”走向衰落， “未来”走向繁荣，或者“过去”悲惨，“将来”享福之类。福柯指出，“启 蒙”这个词并不是18 世纪才有的，在这之前也有古代的启蒙。所有 “启蒙”都有共同的特征，比如不再简单地根据旧有的习惯判断事物， 或者说是价值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变化。福柯这里所说的“启蒙”显然 与.18世纪的启蒙一词有所不同，因为福柯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即 启蒙的空间有不同观察角度，而不是时间性的单线条。福柯理解的 广义启蒙与18世纪的启蒙有什么不同呢?福柯认为没有可以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一般历史观，不能用单一的普遍性解释不同时代的历史 事件。18世纪的启蒙形成了自己的口号，生活在18世纪的人的语言 就是他们想诉诸行动的语言。但福柯认为18世纪的启蒙只是哲学的 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被现在的人称做“现代性”,这也是康德论启蒙文 章的特征。福柯说，“我现在要强调的唯一一件事，是康德在1784年 提出的这个问题，它是为了回答在这之前一个来自外部的提问，康德 要重新提出问题。对了，他试图要对另一个事件负责，这个事件也不 停地询问自身，这个事件就是法国革命”②。福柯说，在1784年康德
①福柯：《口述与笔录(1954—1988)》,第681页，巴黎，伽俐玛出版社，1994。 ② 同上书，第682页。
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所参加的这场启蒙?而到了1798年， 他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已经被实践回答了，启蒙问题变成实践问题，即 什么是革命?福柯提到康德1798年出版的《诸才能的冲突》(Der streit der facultaten, Le conflit des facultés),该书由三篇论文组成， 讨论人不同才能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二篇论文讨论了哲学能力与法 的冲突。康德从中提出的尖锐问题是：人类是否在走向进步?康德 认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确定导致这种进步之可能的原因，但 是一旦能建立起这样的可能性，就应该表明这个原因行之有效，为 此，就要抽出某一事件，这事件表明原因对实在起了作用。总之，某 种确定的原因只能确定其可能的效果，即确定结果的可能性，但是， 实际的结果只能通过一个事件的存在才能建立起来。福柯认为，康 德这个推论表明，事件与进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事件并不遵循目的 论的线索，在历史的内部，应该把某一事件孤立起来。这个事件在历 史中的价值相当于符号，存在某种原因的符号。法国革命是一个历 史事件，福柯引用了康德第二篇文章第五自然段的一段话：“别指望 这个事件是由人类高尚的举止或滔天大罪构成的，别指望由于上述 的情形，人类中的高尚者变得渺小了，或者是渺小的变得高尚了。这 场事件也不在于能使古代那些辉煌建筑魔术般地消失，而在原来的 位置上的大地深处突然出现了别的建筑。不，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的。”①福柯指出，在这篇文章中，显然康德在暗指传统的思路，这种思 路在人类的生存空间中寻找发生进步或没有进步的证明，比如帝国 被推翻、发生大的灾害使国家消失。但康德却认为，我们在历史中应 该注意的其实不是这些大事件，进步的症状大量地存在于小事情或 不被注意的事情上。现实生活中那些有意义的价值(valeurs significatives)有赖于破译那些表面上无意义(sans signification,即没有意 指关系)的事情。福柯引申道，革命这个大事件是由小事件生长起来 的，无数的小事件最终使表面上非常牢固的社会统治结构消耗殆尽。
① 转引自福柯：《口述与笔录(1954—1988)》,第683页，巴黎，伽俐玛出版社， 1994。
但福柯认为，对康德来说，使革命具有意义的并不是这些小事件，甚 至也不是革命取得的成就，而是革命上演的方式。这种演出方式被 不参加却关注革命的旁观者或观众所喜爱，并不知不觉地沉醉其中。 所谓上演或出场方式的变化，指革命颠倒了做事情的方式。
福柯继续引述他认为是康德一段非常有趣的话：“人民革命是否 充满精神、革命成功或者失败、革命是否积攒了不幸和恐怖……所有 这些并不重要。”①换句话说，福柯说康德认为重要的不是革命的过程 或者结果，用我们从革命中寻找进步的眼光，就看不见康德所说的真 正重要的东西，福柯说，“不能认为革命本身表示存在人类不断进步 的原因”②。在康德那里，象征进步意义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的旁观 者(不是革命的主要演员)头脑中所发生的事情，对看这场革命戏的 愿望、热情、同情。这些热情响应革命的安排(disposition),即人权宪 法。可以认为，福柯把人权宪法作为一种新的说话方式，从而象征一 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才是福柯理解的启蒙。就如同康德所说，它在人 的本性中唤醒了一种新的密码，一种从前没有被发现的政治安排，人 的天然权利原则，把自由与人的本性联结一起，真正推进人类进步的 是这个伟大发现，而不是作为一个事件的革命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福柯从康德的哲学中吸纳了哲学意义上的“条件”概念。在康德 看来，所谓“条件”问题，就是在什么条件下，真正的认识才是可能的 (所以福柯认为从康德到整个 19世纪欧洲哲学都围绕真理问题),条 件也为认识划定了界限。变化“条件”的思路，在福柯那里则成为说 话的方式，说话的密码，在一个时代人们都那样说而不这样说。 但是，福柯说，当人们过于注意康德哲学中的真理问题时，却容易 忽视康德说的启蒙问题，这是近现代和当代哲学提出的另一条思路，即 我们的实际性(actualité)究竟是什么?什么是可能经验到的实际领域? 这是哲学问题的另一条道路，一种分岔，不是关于真理内容的分析，而
① 转引自福柯：《口述与笔录(1954—1988)》,第684页，巴黎，伽俐玛出版社， 1994。 ② 同上书，第 684—685页。
是分析真理在形式上是如何可能的，是关于认识形式的分析。换句话 说，不是讨论本体论，而是讨论本体论的形式是如何形成的。 福柯关于《什么是启蒙》一文的最后一句话是：“正是哲学的这种 形式建立起某种我一直试图从中加以研究的反思的形式，从黑格尔， 中途经由尼采和韦伯，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都是朝向哲学的这种形 式研究。”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