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1)
（关于第12、13卷）
1885年秋至1887年秋遗稿
（第1—8组）
此间遗稿中，有一则残篇值得对尼采之“谜”感兴趣的读者特别地加以注意：“非秘传的——秘传的／1、——一切都是违背意志的意志／2、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志／1、因果论／2、没有诸如原因—结果之类的东西。”（5［9］）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尼采在这里是要追溯普遍可理解的传达与神秘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古老区分，而且在他所举出的例子当中，他把自己的意志论题——即权力意志论题——降低到通俗描述的层面上。这一点吻合于尼采至高的思辨水准，并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端，得以破解尼采思想中看似无法解释的种种矛盾，而无需掌握阐释方面的技巧。结构性的甚或系统性的表述是这一年以及接着几年的尼采著作所特有的；其中大量的表述后来既没有使读者们感到惊讶，也没有遭受读者们的批评。尼采当时是要尝试一种非秘传的写法，当他把这种写法与一种秘传的观点对立起来时，他自己必定是已经熟悉这种写法的弱点的。以此视角来看，这些残篇遗稿就能赢得一种全新的、而且也更大的关注，而不只是成为一种为了计划中的出版需要而做的单纯的资料收集。事实上，唯在他的这些遗稿笔记本中，我们才能如此清晰地看到，一种非秘传的、着眼于普遍可理解性的阐述与一种秘传的、隐秘的、完全个人的对自己思想的深化，在尼采那里是并存着的。对于一种类似意向的暗示后来也出现在1887—1888年的残篇中。但这并不是说，在上面所引的那个残篇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对于尼采来说已经成了定则。同样地，我们也不能断言，在尼采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就完全没有秘传的因素了。而毋宁说，在尼采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这个残篇所举出的第二个对照——因果论、反因果论（在这里，前者是一个非秘传的表达，后面是一个秘传的表达）。
知道这一切，将使读者们变得更精明些，赋予读者们一道更犀利的目光。在一个创造性松懈的时刻，尼采身上会出现上面所勾勒的双重视野，这一点绝非偶然。或许可以说，在经历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极度兴奋之后（《善恶的彼岸》可以说是一个冷静的回响），尼采自认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感觉到自己已经逾越了顶峰，或者至少他不能肯定，他是否还能成功地唤起先前那种内心张力。我们在尼采那里注意到一种向自身的回归，一种频频回顾。而且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尼采的兴趣在于重版几本早期著作，并且着手为这几本著作撰写新的序言。尼采试图召回、挽回过去时代；他不相信未来。而这种态度却导致了新的希望，引发了一种积极的转变；尼采思想的视野得以扩展，潜藏着的记忆得以苏醒，还有，与《悲剧的诞生》的思想财富的重逢，在尼采身上唤起了全新的力量。尼采想要挽回的过去帮助了他，使他形成了一种新的创造性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并没有在一种理论制定工作的结尾处——也许是在发现了其中的弱点之后——阐明非秘传的陈述与秘传的陈述之间的一种对照的可能性，而是把它置于他关于权力意志的理论的开端处。还在这种理论得到阐发之前，在它的创造者眼里，它就完全成了他的思想的非秘传表达了。而且在这方面，历经百年之久，人们一直都在为解释和评价“权力意志”这一魔术般的表达式费尽心计！看起来事情差不多是，尼采考虑到，一个哲学家想要说服别人，就需要有一个体系，即一种完整的形式，它既能令直觉满意，又能提供可理解的、不变的依据。反形而上学家必须成为形而上学家。叔本华通常是尼采怀疑论的攻击目标，但在这方面却是有所助益的，是能为这个建设性的阶段提供材料的。权力意志体系整个第一部分的阐述——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残篇中表达出来的那部分内容——无非是叔本华思想的一个伪装而已。而且，不仅在那个极其一目了然的方面（即“生命意志”转变为“权力意志”）是这样，而且在那个对立的、更巧妙地遮掩起来的方面来看也是如此。事实上，尼采这里所阐发的整个“透视主义”理论，一旦分解为各个元素之后，就展现为对叔本华“表象”理论的一种新的、更为大胆的阐述。因为把我们的生命此在的每一个给定事实，每一种快乐与痛苦，每一种道德评价，都归结为一种统一解释的共同基础，这种做法其实就意味着：把这些元素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把握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并非本质性的联系——而这恰恰吻合于叔本华那里的“表象”，只不过在尼采这里，“表象”被理解为一种限制了。用叔本华的概念来表达：在尼采这里，抽象的表象获得了对于直观的表象的统治地位。关于我们的生命此在的“透视主义的”、“解释性的”构想，重点主要放在“判断”上，也就是放在“表象”的抽象方面：“人首先是一种有判断能力的动物；而在判断中，隐藏着我们最古老和最持久的信仰。”（4［8］）这种非秘传的转换诚然表现得更荒谬、更险恶：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上的贬值（“现象”）被道德上的贬值（“谎言”）所替代了。
然而，仅有上述印象是不够的。正如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讲过的那样，除了对一个叔本华式的论题所做的种种无意识的、吹毛求疵的、心理学化的改变之外，除了对于形象性和大众化的追求之外，人们还会在尼采的游思中发现一种值得关注的独创构造的能力。在这里，对叔本华的改变成为对叔本华的克服。“表象”理论通过并非首先在这个时期发展出来的“主体”批判而得到了深化。主体概念的基础得到了探究，它被归结于“某个行为与某个行为者”的原始“区分”（2［158］）。而且，只有当人们把“阻碍”概念——它被理解为权力意志的前提、标志、活生生的动因——视为一种对权力意志具有规定作用的标识时，“生命意志”才能表明自己为“权力意志”所克服了。恰恰这就是在此关于“阻力”与“阻碍”等术语所发生的事情。此外，各处的上下文是十分不同的，如尼采有言：“力学上的力仅仅作为一种阻力感而为我们所熟知。”（2［69］）或者说：“客体乃是被经验的已经为我们所意识的阻碍之总和。”（2［77］）又或者说：“所有快乐与不快现象都是理智性的，对某些阻碍现象的总体判断，对此类阻碍现象的解释。”（7［18］）
对于那些针对现代哲学的知识论爱好的反复嘲讽和攻击，我们现在也不再感到惊讶了，我们倒是断定，这些残篇的相当一部分本身就阐发了一种知识论。当尼采断言每一个单元都仅仅显现为它本身时，或者，当尼采把质与量相互对立起来并且使量从属于质时，这难道不就是一种知识论吗？甚至在这里，尼采也以秘传方式表现出一种解构的态度，以非秘传方式表现出一种建构的态度。
如前所述，在这个创作时期里，回顾同样也起着重要作用。尼采前几年实证主义式的放纵，现在被用于一种对于形而上学的大众化过程的更细致的探究，而且是借助于类推法，也即用一种不很严格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读到：“一切思想、判断、感知作为比较，都是以一种‘设为相同’为前提的，更早地，还以一种‘搞成相同’为前提。搞成相同就等于把所占有的材料吞食到阿米巴（Amoebe）中。”（5［65］）或者，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如下美妙的理论：“当权力再也不足以掌握已经据为己有的占有物时，细胞原生质就会一分为二：生育乃是一种昏聩无力的结果。”（1［118］）稍后更有一般化的说法：“营养只是贪得无厌的占有、权力意志的一个结果。生育，在支配性的细胞无能于组织所占有的东西时出现的衰变。”（2［76］）
可见，尼采口头上反对知识论，自己却构造了一种知识论；他攻击形而上学，自己却表现为形而上学家。在上面这些非秘传的说法中，反映出重现出来的《悲剧的诞生》的主题；形而上学与美学结伴而行。尼采关于这本著作的某些评判听起来就像一种自我分析，例如，当他反思自己青年时期的悲观主义时，以及当他把丑陋性界定为“有关事物的观察形式，服从于要把一种意义、一种全新意义投放于变得无意义的东西之中的意志”（2［106］）时。在别处，尼采表露出自己对一种阿波罗式形而上学的渴望（“世界则是假象中的神性幻象和解救的序列”），人们甚至可以发现尼采对狄奥尼索斯精神作了一种“精深化的”阐释（“创造之必要性的折磨，作为狄奥尼索斯的欲望”，2［110］）。最后，同样也在美学的影响之外，我们在这些残篇中发现了一种直接的形而上学表白，一种有利于“存在”的声明！“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是最高的强力意志。双重的伪造，一方面是基于感官的伪造，另一方面是基于精神的伪造，旨在保存一个存在者世界，一个持久之物、等价之物等等的世界。一切皆轮回，这是一个生成世界向存在世界的极度接近——此乃观察的顶峰”。（7［54］）
1887—1888年秋季／冬季遗稿
（第9—12组）
“我不再重视读者：我如何能够为读者写作呢？……而我记录自己，为的是自己。”（9［188］）如果我们想一想尼采稍后自己决定付印的《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和《瞧，这个人》，我们对于他这些话当作何解呢？没有人会怀疑，尼采的这些著作是为读者而写的，而不是为自己而写的。可见有一会儿，尼采为自己而写作，而另一会儿，尼采却是为读者而写作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不同的题材，只不过这些题材是以不同方式被言说的，带着某种变化了的视野和意图，后者诚然也会使内容发生改变。如果尼采想要出版一本书，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读者，而且由于这个原因，他就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按照他所理解的艺术家概念的意思，也就是要成为一个骗子和伪君子：“人们成为艺术家是有代价的：人们把所有非艺术家所谓的‘形式’感受为‘内容’、‘事物本身’。这样一来，这些人当然就归入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因为现在，在这些人看来，内容成了某种纯粹形式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生活。”（11［3］）那么，难道我们必须在残篇遗稿中寻找那个言说真理的哲学家尼采，而必须在已经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寻找艺术家尼采吗？这个问题提法诚然是有所简化的，当人们想把这个问题扩展到尼采遗稿与公开出版著作之间的一般关系时，就尤其如此；不过，这个问题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尼采文字创作生涯的最后一年，即从1887年秋至1888年末。
1887—1888年秋季／冬季的残篇，内容包括对虚无主义和基督教所作的偏重理论性的思索以及在语调上颇有保留的历史考察；接着是尼采在上述时期内的阅读札记。尼采本人把此间全部笔记看作为他自己所计划的著作《权力意志》所做的纯粹资料积累。为了准备这部著作，尼采采取了一个进一步的、具体的步骤，他筛选出一系列残篇（它们本来是要以不同形式收入这部新著中的），并且标以数码。尼采于是成功地勾勒了这部著作的内容——至少在他还是一位专心于自身的思想家的限界内。然而，为了使《权力意志》事实上变成为尼采的一部著作，还必须加上一个艺术的契机，那是我们在他公开出版的每一部著作中都能找到的。不过这个契机却没有出现，甚至未显端倪。尼采在这些笔记本中做的编号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编号只是按照页码顺序对材料的标识，看不出有任何结构设计上的意图。(2)在结构上，尼采充其量是把所选材料分配到四卷上，当时他就想把这部著作分为四卷。可见，关于艺术家尼采，我们几乎发现不了什么东西。而且众所周知，人们倒是试图如此这般来设想《权力意志》一书，就仿佛这部著作在艺术上讲也是由尼采所创作的；也就是说，人们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操纵、窜改、肢解、扩充和系统化，怀着那种狂妄心态，满以为自己有能力、有资格、有权力来取代艺术家尼采。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谎言，而且并非在尼采所理解的意义上，相反地它就是骗人的，一如它只可能是一种从功利思想中产生的伪造的结果。因为尼采的遗稿《权力意志》本不是为“读者”而写的，所以人们谋求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赢得读者：但在此情形下，这位“艺术家”却是尼采档案馆了！
另一方面，对《权力意志》杂乱草案（正如它在遗著中表现出来的那样）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一道特别富有启发意义的眼光，使我们得以观察这个“记录自己”的哲学家尼采。这些材料作于1887—1888年秋季和冬季，如果我们把当中收入《偶像的黄昏》和《敌基督者》两书的全部材料都排除掉，我们就可以把余下部分看作尼采所做的纯粹思索的沉淀了。由于对这两部著作的厚待，怀着一种要使自己的不合时宜变得合乎时宜的令人痛苦的艺术—政治冲动，尼采把原计划的《权力意志》分解为若干论战性的、猛烈的、不无颓废色彩的著作，旨在使题材贴近于时代现实，并且带有唤醒和吸引公众的目的。类似的情况也可见于尼采没有继续使用的对《快乐的科学》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期遗留下来的那些笔记本的登记。不过，这个在此令我们感兴趣的情况却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它毫无疑问地呈现了尼采理论思想中最极端的、可能也是最具诉求力量的立场。人们或许也可以假定，尼采绝不会有一种体系化的意图。有几个残篇似乎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我们无法确认，对体系诱惑的拒绝是一种失败的结果还是一种战胜的结果。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把尼采没有达到的，或许根本也不想达到的一个体系完备化；重要的事情倒是在于，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思想上，它们有着完全确定的认识论视角，旨在实现一种全面的、因而分成环节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连贯的对于现实的阐释。
这样一种理论幻象的基础是由主体概念批判提供出来的。在这个阶段里，尼采把这种批判工作推向其最激进的结论。在他看来，既没有一个认识的主体，也没有一个意愿的主体，既没有一个自我，也没有一种灵魂，或者完全一般地，在某个个体身上的一个永久中心。每个主体的领域都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主体作为实在性或者干脆作为固定的参照点，此乃一种虚构。可人们却从这种虚构中推导出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和“实体”概念。相反地，尼采认为，甚至连“思维”也并不实存。以“思维”这个名称所标识的东西同样也是一种虚构，它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人们把某个元素从某个过程中抽离出来，或者概括出我们并不知道其起源的诸元素的一个复合体。以此方式，谬误就成了思维的前提：在人们思考某物之前，必定已经有一种安排、一种整顿、一种伪造发生了。而且，进入我们意识之中的一切东西——关于外在世界以及内在世界的表象——，无非就是一种构造，一种基于那些元素的阐释，对于这些元素，我们还完全不知道它们的联系，它们的因果性。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物”，乃是一种任意的图式化——而且实际上我们就在这些伪造的总体性基础上建造了我们的逻辑。矛盾律乃是一个命令式：“……不是为了认识真实之物，而是为了设定和设想一个对我们来说应当称之为真实的世界。”（9［97］）世界逻辑地向我们显现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变成合逻辑的。我们据以创造概念、形式、目标和规律的那种强制力，并不反映任何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旨在准备好一个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可能的世界。
对这样一种认识论视角的开启乃是一种伟大的理论成就，尽管它似乎没有得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哲学家们的理解和足够的尊重（这部分地要归咎于《权力意志》一书的不可靠的流传）。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在此并不处在实证主义的或者单纯心理学的推测层面上。有鉴于这种对认识之前提、工具和结果的激进批判，甚至尼采在《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时期达到的具有叔本华烙印的新形而上学似乎也动摇了。“主体”批判的扩展和深化必然也会对关于行为和意愿的构想产生作用（尼采的理智诚实性的一个证据）。在行为中，与主体相吻合的那个人，也即行为者，是“抽象地从主体中抽取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虚构，正如“目标”、“意图”是虚构一样。另一方面，就像思维一样，同样也没有什么意愿；只有一种“对某物的意愿”。(3)关于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概念，就这样被剥夺了任何与一个永久主体的关联，因此面临消解的危险。尼采多次试图在与叔本华的规定的对照中把这个概念确定下来：唯有一种阻力的自身对抗才揭示出权力意志，而且权力意志中的欲望决不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欲望，决不是一种求生命的意志，因为细胞原生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摄取了比保存所要求的更多的东西：而且首要地，它因此并不是在保存自己，而是蜕变了……”（11［121］）。关于痛苦（Leiden）的哲学，正如尼采在《善恶的彼岸》时期所阐发的那样，也一道参与了这个论题。生命并不追求幸福，而是追求权力，而且追求者并不是各个个体——它们不拥有真正的实在性——，而是它们在自身永恒的变化方面不可把握的权力领域。针对意志的阻力引发痛苦，但这种痛苦，欲望的不满足状态，并没有压制权力意志，而倒是加强权力意志的。甚至快乐就是“微小的痛苦刺激的节律”（11［76］）。尼采断言，快乐并不起于意志的满足，“相反，意志意愿前行，总是要一再制服阻挡它前进的障碍。快乐感恰恰在于意志的不满足，在于意志如果限制和抵抗就得不到充分满足……”（11［75］）。这种寻求，这种视角和表述的改变，目的就在于表达尼采所“感受到”的生命此在的幽暗基础，而同时没有沦于体系的僵化、形而上学的概念机制（那是叔本华的幽灵啊！）。尼采在此甚至求助于对欲望和情感的理智主义解释，而这种解释要回溯到《人性的，太人性的》时期：“痛苦和快乐是可以设想的最愚蠢的判断表达方式［……］它们的起源在于理智的总领域”（11［71］）。在另一页上，尼采说：“评价本身就只是这种权力意志［……］对存在本身的评价：但这种评价本身仍然是这种存在——：而且，由于我们说不，我们始终还是在做我们本身所是……”（11［96］）最后我们看到自己面对着一种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意志同时也是评价与存在：几乎是一种神秘的概括，在其中形而上学的实体，即“存在”，同时表现为判断和意志，亦即表现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种种线索纠缠不清。推进如此深远的对于意识的不可把握的条件、对于意识的伪造过程的理论寻求栽了跟斗，停滞下来，最后似乎毫无成果可言，这一次并没有在怀疑论中找到自己的平衡，因为这种痛苦是无法抑止的。
针对这样一种飞快的发展，科学甚至不可能提供一种帮助。若干年以来，尼采已经取消了科学的主角地位；现在他说：“自发性的深度削弱：——历史学家、批评家、分析者、阐释者、观察者、搜集者、读者——全体都是反应的天才：全体皆科学！”（10［18］）为此，科学在对谎言的净化式颂扬中返回来了，而唯在尼采眼里，谎言才能赋予理论的失败以意义，才能把这种失败转化掉。如果只有谎言才能帮助人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意识中出现的一切都是一种具有伪造作用的欲望的产物，那么，人除了在所有追求和表达方式中撒谎之外，就别无选择了：“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科学——它们［……］只是作为不同的谎言形式而得到考虑的：借助于它们，人们才会相信生活。”不过在尼采看来，这种对于谎言的欲望恰恰就类似于艺术家的欲望，以至于艺术证明自己是一个支配性的和无所不包的范畴，一切所谓的精神活动都要归结于这个范畴：“此在之特征被错误地认识了——这是科学、虔诚、艺术最深刻和最高的隐蔽意图。从来看不到许多东西，错看许多东西，添加许多东西［……］当人成为受骗者之际，当人重新相信生活之际，当人施计谋骗之际：呵！这使他在那里多么膨胀自大啊！何等欣喜若狂啊！［……］而且，不论人何时感到快乐，他在快乐中始终还是同一个人：人作为艺术家而快乐，他享受作为权力的自身。谎言就是权力……”（11［415］）。这样一来，权力意志的哲学就转变为谎言的哲学了。《悲剧的诞生》中的艺术形而上学又一次改头换面地出现了；尼采的思辨冒险的圆圈闭合了。
然而，正如尼采自己说的那样，从理论的失败中发展出来的谎言哲学，却是一种特别阴暗和棘手的世界构想。而与这种理论悲观主义相对立的，却是一种生气勃勃的乐观主义：“我想要索回我们赋予现实事物和想象事物的所有美和崇高，把它们当作人类的财富和产品：作为人类最美的辩护词。人作为诗人，作为思想家，作为上帝，作为爱，作为权力——：呵，关于人的君王般的慷慨大方，人把它赠送给事物了，为的是使自己贫困，感到自己可怜！”（11［87］）在谎言中揭示出永恒性：“［……］在我看来万物却是太有价值了，以至于不可能是如此倏忽而过的：我寻求每个事物的永恒性［……］而我的慰藉在于，曾在的一切都是永恒的：——大海把它重又冲刷出来了。”（11［94］）
那个“记录自己”的尼采就讲到这个份上。实际上，即便在研究历史和文化问题的那部分遗稿材料里，尼采的腔调也是异乎寻常地清醒的，近乎沉思之态。我们只需来比较一下《偶像的黄昏》和《敌基督者》的对应章节，(4)尼采在其中是“以艺术家的方式”来清理这些材料的。尼采对“虚无主义”概念作了双重使用，此概念一方面标示一个论战性的攻击目标（也就是一种有待战胜的旧的和新的颓废运动），另一方面又标示一个必然的阶段，它开启出通向一种独立的和肯定性的生命的道路；这样一来，这里所考察的残篇主要就端出了一种积极评价的证词。尼采反复地把自己标榜为虚无主义者，赞扬虚无主义是一种成熟的真诚性的结果。在今天，作为总体现象，虚无主义乃是一种明确的增长的标志。它能为哲学家提供休养生息的机会：“相信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理，此乃虚无主义者的信仰。对一个作为认识的斗士不懈地与完全丑陋的真理作斗争的人来说，这种信仰乃是一次大大的四肢舒展。”（11［108］）与这种对虚无主义的积极评价相吻合的，是所有那些反政治的残篇，尼采在其中劝告人们，不要违抗当代的否定性，不要介入行动领域。我们不妨拿它来比较一下尼采在稍后几个月愤怒地宣告的“反基督教的法则”！在那里尼采反而说，基督教理想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对手；他建议让平庸者乐于自身的平庸，并且宣称对平庸者的仇视有失一个哲学家的身份；他认为愚蠢和犯罪必定会日益增长，而且其中存在着一种进步。人性的敉平，平等的神话，乃是某种好事，必须扩大到对人类的最大榨取，扩大到全部机械的建立，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一种反运动。
在其最后一个意大利冬天的静心沉思的情绪里，尼采通过与自身及其“信念”的间距而超越了这一立场。若干残篇甚至让我们看到了尼采对自己的非道德主义的一种先知式颠倒。之所以说先知式的，是因为这种颠倒似乎预言了我们时代的一道难题。如果非道德主义将获胜，如果“多数人”将成为非道德的，那么，关于德性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事实上，在这种情形下，多数人的非道德就将成为“道德”了……在这道难题上，偏偏是非道德论者尼采能帮助人们，因为他出乎意料地说，禁欲、斋戒、僧侣已经被教会毁掉了；因为他把德性当作冒险、手腕、狡诈和权力欲来赞扬；因为他把善当作奢侈、诡诈和恶习来称赞；因为他对我们说，对教士们的不宽容“已经结束了”——原因恰恰在于对上帝的信仰是非道德的，这种信仰是自我辩护的……“德性具有平庸之人反对自己的全部本能：它是无益的、不明智的，它具有隔绝作用，它与激情相近而难于为理性所通达［……］那它就是最糟糕的恶习了。”（10［109］）。“最后，我得到了什么呢？我们不可对自己隐瞒这个最奇特的结果：我赋予德性一种新的魅力，——它发挥出某种禁令的作用［……］它具有旧式的气息，是仿古典风格的，以至于它现在终于能招引那些狡诈者，使之生出好奇心；——简言之，德性起着恶习作用。唯在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作谎言、假象之后，我们才重又获得了许可，得以接近这种最美好的虚妄，即德性的虚妄。”（10［110］）。
1888年初—1889年1月遗稿
（第13—25组）
1887年秋至1888年秋的残篇遗稿构成一个内容丰富的仓库，尼采从中获取他最后出版或者确定要出版的著作的材料。在这些混乱不堪的、以不可思议的努力收集起来的建筑材料中，一种隐含于背后、并且由此揭示自身的自我实现的意志是令人诧异的。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与尼采此前几个月里所写的文字相比较，1888年初开始的残篇更多地透露出一种回归；为此也渐渐显露出一个新的要素：自传式叙述，对自身的证明，以之作为哲学的组成部分，或者甚至作为净化的决心。事情就是这样，似乎尼采已经厌烦了与抽象概念打交道。尼采按照各种可能的样式把这些哲学套子组合起来，从中引出最矛盾的、最荒谬的意义，但最后，这些概念始终还是相同的概念，人们再也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他不可能——从中阐发出任何一个新的概念。对其他抽象领域的研究在尼采看来是多余的，可能也太吃力了，而尤其是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尼采突然着急起来了；此外，可能在他看来，他已经把所有这些难题都解决好了：道德、逻辑、形而上学概念都已经被他的怀疑论拆毁了；但怀疑论也还摧毁了关于这项摧毁工作本身的主导性概念。
借助于这些残篇，人们可以发现这位哲学家的另一面，即尼采想要隐藏起来的那一面：一个生命的渴望者，他命中注定要从事抽象工作，不得不在抽象中寻求自己的兴奋点，对他来说，他所触及的一切东西都将成为苍白的幻影。最后，这个厌倦了空洞话语和概念、变得孤独无伴的尼采，如果说他依然想要寻找生命，他就不得不从自己身上汲取生命力量。在这里，面对尼采还能思想和写作的最后一年里留下的材料，人们会觉得自己是闯入这位哲学家试验新技术的实验室了。现在我们看到，在最后富于表现力的爆发之前不久，在尼采的最后那些著作突然产生之前不久——这种诱饵根本上是为了把人类和世界卷入他的大脑的命运之中——，这个人孤零零的，为自己的不断反复所压倒，对自己要踏上的道路犹豫不决，只装备了少量救助工具，困囿于他自己的论辩网络之中。尼采真的陷入一个僵局了，因为他没有成功地通过一条不失合理的道路，摆脱掉“科学”、“艺术”、“哲学”、“颓废”、“道德”等等已经过度疲劳的普遍概念——既没有达到全新的、有所澄清的、特殊的区分，也没有达到逻辑范畴的纯粹性。对这些内容的厌倦驱使尼采回归内心世界。我们看到，尼采如何在1888年春季的残篇中绝望地竭力谋求一种灵感，一种应当在写作期间光顾自己（即便与他这方面的看法相对立）的灵感；我们看到，尼采如何筋疲力尽地为自己夺取已经多次表述过的阐述、批判、模式和纲要，回归到已经被克服的认识论开端，甚至重申他那些早就过时的对基督教学说的反驳。
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尼采的全部设备以及他所操作的抽象概念在他看来已经用坏了、无法使用了。正是受这种绝望情绪的支配，尼采只有在向自身的转向中还能获得兴奋感。这是一种走投无路的方法，为的是达到那种状态，在其中，文学的、风格的奇迹得以发生，形式与内容得以相互交融起来。因此，我们在这些遗稿材料中看到了尼采对瓦格纳的回忆，向自身生命中各种事件的第一次回转，一系列抒情诗般的残篇。而且不无矛盾地，这种理论上的倒退和回行最后却导致了新的理论表述，而在这些理论表述中，有一种深度隐含在外部的闪亮光彩和狂妄态度背后，这种深度的本真维度是尚未得到探究的。一个哲学家、一个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一种个人性因素，更多地在其天性、在其性格中，而不是在某种特定的态度中——这是一个提示，旨在克服文学，或者至少是要克服间接的表达，支持一种对于智慧、对于生理智慧的优先性的直接表达。这是尼采在其文字生涯最后一年里达到的新学说，尽管刚刚形成就被中断了。说一个哲学家的档次、思想力量取决于他在营养方面的“天赋”，这看起来像是对一个陈腐的唯物主义或者实证主义观点的荒谬夸张。然而难道我们在《奥义书》中发现的有关营养的探讨是实证主义的吗？可见，光是关于营养的讨论还不是尼采疾病的标志；而毋宁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提示，说明一个哲学家厌倦了抽象，赢得了新的观点，有了新的需要。此外，我们知道，在印度人那里，呼吸训练是人们赖以达到最高认识的技能之一。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尼采这样一种向自身、向自己内心的回转，乃是所有神秘哲学都曾经走过的道路，尽管尼采善于应付，懂得把自己隐藏在一种充满幻想的描述背后。尼采回归自身，发现了全新的领域。但关键并不在于一个答案，一种和解，因为这种自行回退只不过是一个局部的事件，它仅仅涉及一个在此间分裂了的个体的一个方面。
尼采不能听任自己沉湎于神秘倾向；不满、内心张力和分裂阻止他这样做。还在他真正错乱之前，在尼采思想中，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一种慢慢发展的内容上的混乱。遗稿中写于这几个月的笔记为此提供了证明。另一方面，比如在1887—1888年冬季，重新出现了种种暗示，表明尼采要对《悲剧的诞生》的论题作一种深化，还有种种论述，尼采试图借此在一种谎言哲学中克服关于权力意志的构想。以此视野来看，艺术、宗教、哲学和科学就同样都是一种普遍的撒谎倾向的角度。在理论上，这意味着一个向前迈进的步骤，但尼采却止于这些提示了，没有进一步加以阐发。与此相反，在这同一个时期，尼采有几次又对科学表示了赞扬（与责难并存），但没有提出新的论据——而且，与先前的抗辩相比较，这种赞扬就显露出一种倒退；同样又出现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对照，说为了科学，哲学是要被取消掉的。此外就是对“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之对立的批判，这些残篇中有不少是要做这种批判，而且在《偶像的黄昏》中又出现了这种批判；这种批判在理论上是脆弱的，是充满幻想的，无论如何都赶不上尼采先前所做的论辩。这话也适合于尼采关于因果性概念的批判，其中重又出现了过时的表达形式。有时候，当人们看到尼采如何在实证主义解释的方向上激动起来时，人们就会感到自己几乎被置回到十年前了。这一逆向角度尤其可明见于尼采反对世界之“创造”的那段文字当中。看起来几乎不可理解的是，在他这时已经达到的思想阶段，尼采也只是在这样一个难题上停留了片刻。
众所周知，尼采所有这些材料都根据一部宏大著作《权力意志》的方案而被汇集起来。然而明显地，这些写于1888年春季的残篇尽管量很丰富，但并没有使尼采获得那种感觉，即完成了实现自己计划的一个决定性步骤的感觉。人们倒是可能做出相反的断言：尼采感到自己比以前更远离自己的目标了。没有任何标志，表明尼采曾试图整理和划分材料，他也没有开出清单，给出标号，就像我们在他前一个冬季的笔记本里看到的那样。除少数几个残篇之外，尼采对权力意志概念的理论探讨中断了。稍后一阵子，尼采就放弃了这个“宏大的”计划，把它分解到一系列其他著作之中了。而另一方面，进一步超出对一种尼采内心深处予以抗拒的体系化尝试的怀疑，也许也要超出对于一种无能、一种软弱的承认，超出对那些基本概念的故意拆毁，这些基本概念曾被尼采用作其研究工作的工具，而现在（正如人们在行为概念、甚至意愿概念那里可以看到的那样）却在其摧毁性的怀疑中被他偷偷打碎了——超出所有这一切，在这个时间点上，一种空空如也、一种理论贫乏的感觉向他袭来，新的直觉、抽象的虚构付诸阙失，这种情况对于尼采放弃《权力意志》计划是决定性的。在这几个月的笔记本中，尼采不断地设想他计划中的著作的标题，记下不同部分的内容安排、章节顺序，其频繁程度令人诧异——但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字面上的重复，带有一个单调的、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的主题范围，还有不断重现的论证。尼采的意志把他牢牢钉在写字桌旁，但由于这样一种贫乏，他的记录更多地是由这样一些模式组成的，而不是由那些得到划分的、思想丰富的草稿组成的（尼采在其中记下了他事先思考过的东西）。甚至尼采通常对于阅读刺激的寻求，在这个时期似乎也降低了。只有雅科利那本讨论印度《摩奴法典》的书给他留下了一种巨大的、甚至夸张的印象。这种阅读的痕迹经常可以在笔记本中看出来，进而也进入《偶像的黄昏》中了。鉴于尼采在此用来观察这部法典的有所放大的视角，我们根本就别无想法，只可能想到这是一种对事物和人物的过分拔高，而这种过分拔高就可以成为尼采在都灵的最后时期的标识。在此形势下，一切就都取决于一种个别阅读的偶然性了。
这里付印的最后部分残篇（与同一时期的书信一道）为尼采向精神错乱的过渡提供了资料证据。事先就已经可以确认一种悲剧性的精神失常的征兆了，例如在“反基督教的法则”中，或者在某些针对反犹太主义者的激烈表述中。而令人奇怪的倒是真正病态的文本数量之少。只有少量讨论“伟大的政治”的页面，尼采在其中宣称要与霍亨索伦家族决一“死战”。换句话说，几乎就在尼采失去理智的同一个时候，他也不再是一位文学家了。谁以写作来度过自己的生命，他就不可能一下子终止写作，只要疾病还允许他写作；惯性还会带他走一阵的。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快速过渡的阶段，只能在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临界区域里留下一丝微弱的痕迹。除此之外，有可能出现各种假设，它们发端于如下主张：在他的每一个阶段上，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尼采都像一个“神灵附身的人”一般写作，或者以希腊人的看法，都像一个为“幻想”所席卷的人一般写作。举例说来，正如《瞧，这个人》的许多段落在一个冷静而清醒的人看来是一种精神错乱，而对于一个能够、并且愿意投身于另一种传达的人来说，它们却表现为秘传的暗示和影射，表现为一出阴暗悲剧的象征，表现为姿态的转换。
乔尔乔·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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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采全集》德文版编者之一乔尔乔·科利所撰写的后记。——译注
(2) 此处也可参看KSA第14卷中的考订性描述，对第6卷的评注导引。——编注（马志诺·蒙提那里）
(3) 此句中前一“意愿”为原文名词das Wollen，而“对某物的意愿”（etwas wollen）中的“意愿”则为动词wollen。——译注
(4) 参看KSA第14卷中的评注。——编注（马志诺·蒙提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