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30年代以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在巴黎大学讲授并 逐渐被列为必修课程，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不断扩大，重要性不断提 升，其地位甚至可以与施洗者约翰相比。如果说约翰是基督在恩典 方面的先行者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则是基督在自然方面的先行者。 亚里士多德之引入，特别是托马斯·阿奎纳所做的综合工作，可 以看做是基督教进一步理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由思想发展的 过程，也是基督教理论自我成长的过程。所谓基督教理论的自我成 长，也就是它摆脱保护、走向自立的过程，人们试图通过理性而不仅 仅是借助教会来接受(理解)信仰：“经院哲学本身之所以已经产生， 是由于人们渴望在理论上有参悟的能力，希望了解和寻求它所信仰 者的理由。”①在经院哲学那里，哲学固然是神学的婢女，哲学研究什 么、何以研究要由信仰来确定，因而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限制 甚至失去生气。但是在一个给定的界限内，人的理性仍然有自由活 动的余地，理性被赋予了认识信仰的使命。企图用理性、用人的智慧 来理解上帝、思考上帝，这是神学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转变，这种
① 梯利：《西方哲学史》,伍德增补，葛力译，第245页，商务印书馆，2004。
转变不仅使得神学的理论化、神学和哲学的结合成为可能，而且磨炼 了人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由思想的发展。
自由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会与正统神学发生冲突。这 里我们不能不提到阿维罗伊主义。这个被冠以阿维罗伊之名的主 义，其真正的守护神是亚里士多德，而不是阿维罗伊。但是，作为亚 里士多德在中世纪最杰出的注释家，阿维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两点 解释格外引人注目：一是独一灵魂论。该学说认为，人类不仅共有 单一的能动理智，而且共有单一的被动理智，人一旦死了，只有这单 一的理智才存在着，这样，个人的不朽就被排除掉了；二是关于宇宙 永恒的学说。这个解释是与基督教神学的上帝创世说矛盾的。凡 是接受和信奉这个理论的被称做阿维罗伊主义者，阿维罗伊主义在 13 世纪后期的巴黎大学相当活跃，它招致正统神学家的不满。 1270年12月，巴黎主教唐皮耶颁布了一道禁令，谴责了13条阿维 罗伊主义的命题，包括人的理性的统一性、世界的永恒性、灵魂随肉 体的消灭而消灭、神对个别事物的不可知性以及神不可能使有限物 不朽等等。但是，这个禁令并没有阻止阿维罗伊主义的传播，阿维 罗伊主义仍然在街头巷尾、在孩童面前秘密传布，由此导致了进一 步的压制。1272年，文学院的教授被禁止处理神学问题，1276年， 巴黎大学颁布了如下命令：“鉴于《圣经》严禁秘密集会进行训学，并 认为此种集会之参与者乃余等参与智慧之敌，为公共利益计，必须 反对某些别有用心人物之过于自信，余等兹决定并命令，望各系硕 士或学士私下不得阅读任何有危险性之书籍……”①但所有这些措 施都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终于导致1277年更加严厉的再一 次禁谕。这一年，教皇命令唐皮耶进行严格调查。唐皮耶召集神学 家们进行了热烈讨论，结果确定 219 个论题遭到谴责并禁止讲授， 凡是继续持守这些主张的人，一律被开除教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 “七七禁令”,这个禁令是在3月7日作出的。世界的统一性、质料
① 转引自奥·符·特拉赫坦贝尔《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于汤山译，第133一 13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是个体化原则、天使的个体化等等都在宣禁之列，但关于实体形式 的单一性在巴黎并未明令禁止。3 月18 日，紧接着巴黎的禁令之 后，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在牛津发布了又一 个禁令，这个禁令在巴黎的禁令之外加上了实体形式的单一性和质 料的被动性。
“七七禁令”主要针对阿维罗伊主义，特别是西格尔和达西亚的 波埃修的教导，他们的理论被指控为“双重真理论”,因为他们主张在 知识与信仰之间、哲学和神学之间存在着有意识的对立，而只有哲学 家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只有哲学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 禁令也涉及托马斯本人的一些观点，诸如世界的统一性、质料的被动 性、天使的个体性等等。托马斯的观点被认为无法解释基督死后的 身体与生前身体的同一性，因为在托马斯那里，唯一的实体形式(灵 魂)在死时已脱离身体。
“七七禁令”的出台，一方面表明了13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 特别是托马斯神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托马斯的神 学在当时并未完全获得正统的地位。在那个时代，托马斯是作为一 个危险的革新者出现的，被认为“开辟了新的路径”①,他的神学观点 之被完全接受是经受了一个过程的。直到 1323 年，天主教会才把他 列为圣品；1567年，才宣布他为教会博士，而他的学说被宣布为官方 学说则是 1879年的事了。
“七七禁令”也意味着当时的神学争论已经到了非常激烈的地 步，以至于不通过这种禁令的方式，靠正常的和公开的争论，正统的 神学已经无法守住自己的地盘。但是禁令最多只能化异见于无形， 而不能从根本上取消异见。相反，禁令出台后的 20年，托马斯主义的 信徒却明显增加，这导致了道明会的学者公开发表对于攻击托马斯 主义者的答辩。到了1325年，巴黎主教不得不撤回巴黎禁令，而牛津 的禁令也名存实亡了。
① 科普尔斯顿：《西洋哲学史》(二),庄雅棠译，第593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