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 20 年代，德国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后，生产力大 幅下降，经济凋谢，民生困难。与这种状况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思 想界和学术界的异常活跃，非理性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新康德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新浪漫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主义等纷纷登台 亮相，各种各样的思潮此起彼伏。在这些众多的“主义”中，反对资本 主义剥削制度，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一些知识分子鉴于俄罗斯的苏维埃革命胜利 和德国的现实状况，开始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探讨共产主义者和社 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实践。
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1922 年夏天， 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法兰克福集合在一起，参加由富裕的谷物商儿子 魏尔(F.Weil)发起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者工作周”,共同讨论科学社 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参加者有卢卡奇、柯尔施、波洛克(F.Pollock)、 格林伯格(G.Grünberg)、魏特伏格(K.Wittfogel)等人。这次活动后， 魏尔提出建立一个经济上独立、和法兰克福大学有联系的社会研究所。 这个提议得到波洛克、霍克海默等人的支持，而魏尔的父亲则是这个 研究所的主要资助人，他也因此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名誉博士的称号。 社会研究所大楼在1923年3月动工，第二年7月落成，社会研究所旋 即宣告成立，维也纳大学教授格林伯格被任命为研究所的所长。
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学派的特征并不明显， 没有像后来那样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解释，专注于社会批判理论 这个特定的研究方向。第一任所长格林伯格是一个属于奥地利马克 思主义传统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专家，他主要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创立 和编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格林伯格本人公开说，唯 物史观不是一个哲学系统，它的对象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发展和变化 过程中的现实而具体的世界。在他的领导下，研究所的绝大多数研 究项目都注重经验的、具体的、历史的研究，社会研究的核心也是政 治经济学批判。格林伯格确立的这个方向得到研究所多数成员的认 可，他们的研究成果多数都与经济、社会、历史相关，比如，格罗斯曼 (H.Grossman)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积累法和破产法》(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Collapse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1929),波洛 克的《1917—1927年苏联计划经济的试验》(Experiments in Economic Planning in the Soviet Union,1917—1927),魏特伏格的《中国的 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1929)等就是如此。对 此，霍克海默后来说：“这一切都促成了一种传统的建立，并有助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从一开始不至于陷入在哲学上对马克思进行解 释的空洞的深渊之中。”①
虽然当时这个研究所的影响并不那么大，但它对德国和欧洲其 他国家的大学生和青年讲师还是有吸引力的。首先，它是西欧第一 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机构，它的许多成员是共产党员和社会民 主党党员，研究所的刊物《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不仅发表该 研究所成员的文章，也发表伯恩施坦、阿德勒等人的文章，还发表马 克思和恩格斯未发表过的文稿。其次，它与莫斯科的苏联马恩学院 有着良好关系，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梁赞诺夫曾经到研究所呆过一 段时间，而波洛克也应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邀请访问了莫斯科， 研究所还把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送给英斯科。再次，研究所 是纯粹的研究机构，研究成果转让给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教授们。 研究工作是开放式的，对各种思潮兼收并蓄，比如，它是德国第一个 向心理分析敞开大门的学术机构。研究者们在这里可以自由表达自 己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在这里都可以得到碰撞而产生火花。 1927年，格林伯格罹患中风，此后身体一直没有得到恢复。社会 研究所的所长工作就由波洛克临时接管，但波洛克主要兴趣在研究 所的行政管理方面，而不在学术领导上。唯一可以接替所长的人选 是霍克海默，但按照研究所的章程规定，所长必须是法兰克福大学的 教授，而年轻的霍克海默当时还是法兰克福大学的编外教师。在蒂 利希(P.Tillich)的帮助下，霍克海默在1930年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 学新设立的社会哲学讲座的教授。1931年1月，霍克海默出任社会 研究所所长。
上任伊始，霍克海默一方面肯定格林伯格确立的社会研究注重 经验、注重实际的方向；另一方面反对只是确定事实而不讲究理论，
① 霍克海默：《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Die gegenwa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 eines Instituts fur sozialforschung”),载于《法兰 克福大学讲演录》(Reden und Vortrage in Frankfurter Universitat),第37卷，第 12 页，法兰克福，1931。
甚至反理论的实证主义的做法。霍克海默认为，社会研究的特有困 难在于“普遍和特殊，理论方案与个别经验之间的相互融通”,孤立地 观察个别事物，忽视经验在概念上的总体构思，不仅不能把握社会生 活的进程，而且还可能造成社会研究沦落为纯经验、纯技术的个别研 究。为此，霍克海默主张把哲学研究与社会学、国民经济学、历史学、 心理学诸学科研究结合起来，哲学不仅要给各个学科“充满生气的推 动”,而且还要“充分地开放自身，使自己通过具体研究过程而发生变 化”①。这样，社会哲学就成为社会研究的中心地位。为实现这个设 想，霍克海默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1932年停止 出版《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创办《社会研究杂志》(I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霍克海默在为这个杂志创刊号所写 的“前言”中对“社会哲学”予以具体化，这就是：把哲学与社会学、经济 学、历史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通过分析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研究 现实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从概念上把握整个社会进程——这就 是后来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任务。此外，霍克海默还网罗一批 人才，邀请他们加入社会研究所，或者为《社会研究杂志》撰写文章。 这其中就有洛文塔尔(L.Lowenthal)、本雅明(W.Benjamin)、弗洛 姆(E.Fromm)、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而马尔库塞和阿多诺后来都 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