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 20世纪 50年代，存在主义在意大利的影响日益减弱。60 年代，现象学思潮在意大利重新崛起，影响越来越大。这首先归功于帕契。他自1951年至1976年一直准时无误地主编并发行《非此即 彼》(Aut Aut)杂志，该刊主要从事现象学研究。他在重新阅读康德的 先验模式论后，最终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当代的根本思想。后来 他又提出现象学、现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相互补充、纠正的观点，认 为马克思主义只有采用现象学方法，才能避免陷入自然主义和教条 主义的错误。
帕契明确提出“回到胡塞尔那里”的口号，但已不是三四十年代 理解的那个胡塞尔，而是后期胡塞尔，即在死后发表的著作中论及生 命世界、心理学和危机的胡塞尔。
帕契不同意把现象学解释为严密科学的哲学的各种观点。他不 仅反对把现象学与新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问题相联系，而且把现象 学理解为源于“事物本身”清晰性的唯一可能的严密哲学。
同意大利现象学思潮主流相反，佛罗伦萨大学教授普莱蒂仍坚 持胡塞尔的早期思想。普莱蒂(Giulio Preti,1911—1972)的大学毕 业论文就是关于胡塞尔的。他后来参加班菲领导的《哲学研究》编辑 部。他的早期著作有《价值的现象学》(Fenomenologia del valore, 1941)和《唯心主义与实证主义》(Idealismoe positivismo,1943)。当 他思想成熟时，主要倾向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新康德主义。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普莱蒂又从早期马克思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中汲取 营养，但他认为最符合时代精神的还是逻辑经验主义。在《实践与经 验主义》(Praxise empirismo,1957)一书中，普莱蒂主张形成反独断 论的新型民主文化，表现出既反对唯灵论和唯心论，又反对历史主义 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本书在意大利引起广泛争论。普莱蒂 对新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的解释十分独特，认为它不是认识的原则， 而是“方法的规则”,即不是事实的陈述，而是规范的陈述。当非理性 思潮兴盛时，他强调科学与哲学的自主性。
普莱蒂在 50年代的《卡尔纳普语义学中的真理问题》(“Problema della verita nella semantica carnapiana”),60 年 代的《哲学语言》 (“Linguaggio della filosofia”),直至 70年代的《语言哲学导论》(“Introduzione al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等一系列论文中，着重研究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等前期著作。他指 明在最深刻的先验意义上的胡塞尔现象学与语义学发展之间存在着 方向的相似性。他在胡塞尔的哲学中发现某种极有价值的要求：比 如，把逻辑学理解为克服割裂科学知识的统一科学；他肯定它的理论 性与规范性，并把它看做“无语言陈述”。普莱蒂把逻辑学划分为三 个层次：纯形态学、推理逻辑和真理逻辑。这种划分同卡尔纳普的划 分基本相同：前两种逻辑与卡尔纳普的综合逻辑一致，第三种同语义 逻辑相同。普莱蒂的其他著作有：《科学思想史》(Storia del pensiero scientifico,1957),《修辞与逻辑——两类文化》(Retoricae logica. Le due culture,1968),《人道主义与结构主义》(Umanismo e strutturalismo,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