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后记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本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但是
自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比较学和世界文明史就一直是我所热
衷的研究领域。十多年来，我一直试图透过纷纭复杂的文化现象去把握中
西文化基本精神的分野，并对人类文明形态演变的深层机制做出说明。在
前此已经出版的几部文化学著作中①,我曾尝试着进行这种解释，并且初步
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点在于：从宏观的
和动态的角度来说明人类文明的演化趋势和中西文化的基本分野。我始终
认为，文化学首先是一种解释学，即通过建构各种理论体系来解释那些被
记载的历史事实，并把意义赋予它们。文化学追求的是历史过程的内在逻
辑联系和启迪意义，它的崇高使命是绘制气势浑雄的长程历史发展宏图和
撰写波澜壮阔的人类精神嬗变史诗，而不是批发和零售散乱的文化现象。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文化学体系，如果它能够成其为“体系”的话，
都必定是理论在先的。
我原是学历史出身，后来转攻哲学。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我深感
历史材料和哲学思辨对于文化学研究来说，宛如人的肉体与灵魂，缺一不
可。从目前国内文化学研究的情况来看，能够将哲学思辨与历史材料、宏
观构思与微观论证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实不多见。缺乏形而上学
① 即《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
统与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文明形态论——文明发生与形态嬗变》(台湾汉忠文化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年版)等书。
341指导的文化学无疑是一种浅薄的文化学，然而仅有形而上学也是不够的，
文化学同样需要实证的材料。“六经注我”固然不同于“我注六经”,但是
这“六经”却是不可忽略的。实证的“点”需要思辨的“线”来串连并赋
予意义，思辨的“线”则需要实证的“点”来支撑和充实内容。精神必须
现象化，而现象则必须是体现了精神的现象。
记得上中学时读太史公《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书中说到项羽少时
学文不成，学剑亦不成，其季父项梁怒而斥之，项羽却表示学文不过记名姓，
学剑不过一人敌，而其志在于学“万人敌”。读后颇多感慨。当时少年气盛、
心高志远，总觉得人生在世当如项羽一般叱咤风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英
雄业绩。时至今日，当年的壮志早已被平庸岁月的风尘所掩没，及至“不
惑之年”,更是义无反顾地准备将后半生固守于书斋之中，而将纷纷扰扰的
外部世界抛置于脑后。然而壮志虽泯，豪情犹在，日日危坐书斋，有时竟
如同身临千军万马的战场。思绪奔涌、下笔如泻时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淋
漓畅快之情，而解释历史时的那种心旷神怡的陶醉丝毫也不逊色于英雄们
创造历史时的自我实现的快感。事实上，解释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让数
千年来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精英豪杰及其所创造的辉煌业绩遵从某种文化
精神的演化规律，或者说把那些显赫一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解释为受某种
形而上的“动机的动机”所驱使的历史现象，这是一种何等恢宏的“万人敌”!
当黑格尔轻描淡写地把不可一世的恺撒、拿破仑等英雄人物称为“骑在马
背上的绝对精神”时，他所体验到的那种无可言状的“心情”可能远远超
越于恺撒从埃及凯旋时的骄矜狂傲和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胜利时的
踌躇满志。
由于我的文化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在一种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形成的，
因此其中难免包含着许多粗糙乃至谬误之处。对于这些敝陋和缺憾之处，
我恳切地希望能得到文化学界同仁们的批评指正；至于这套理论体系的基
本思想(它鲜明地体现着我的学术研究的个性),我却是决心坚持到底的。
342在文化学研究领域中，既然我已经独立地走过了十多年，那么以后的路仍
将独立地去走。在学术和人生方面，我将终生奉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
丁的名言：
“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
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我多年来研究世界文明史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它的
出版首先要感谢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张渔先生。我与张渔先生原本素不相
识，去年他在我的一位老同学处借阅了拙著《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
传统与演进》后，来信向我约稿。正是由于他的错爱和鼓励，我才下决心
将手中的其他事情暂时放一下，在刚刚完成了《西方宗教文化》一书后马
不停蹄地转向了本书的写作。此外我也要感谢湖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为我
提供的课题资助，以及许多学界同仁、先学前辈对于我的鞭策勉励。
赵林
1997年12月14日于武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