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勒于1874年8月22日出生在德国慕尼黑。他的父亲是新教 徒，母亲有犹太血统，而他自己后来则选择了信奉天主教，并于1899 年在慕尼黑受洗礼。
1892年3月至次年10月，舍勒中断了文科中学的学业，到一个 私人研究院学习，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了尼采的著作。1894年舍勒 中学毕业后开始了大学生活，他先在慕尼黑学习哲学和心理学，1895 年转到柏林学医，但他只在狄尔泰和席美尔那里听哲学和社会学的 课。1896年转到耶拿大学追随奥伊肯修习哲学，并在奥伊肯的指导 下，于 1897、1899年先后在耶拿大学分别以《论逻辑学原理与伦理学 原理之间关系的确定》(“Beitrage zur Feststellung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logischen und ethischen Prinzipien"),《超越论的和心理 学的方法》(“Die transzendentale und die psychologische Methode”) 两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和任教资格。其间他因为对社会问题的兴趣 于1898年前往韦伯(M.Weber)执教的海德堡游学一年，并在韦伯的 影响下，写作了《劳动与伦理学》(“Arbeit und Ethik”)一文。1899年 10月，舍勒在柏林与比他大7岁的阿玛莉·冯·德维持-克雷斯 (Amélie von Dewitz-Krebs)结婚。1900年，26岁的舍勒在耶拿大学
① 参见弗林斯《马克斯·舍勒的思想：基于舍勒全集基础上的第一次全方位向 导》,第11—12页，密尔沃基，马克特大学出版社，1997。
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一阶段，耶拿大学流行的 新康德主义和尼采、狄尔泰、席美尔、奥伊肯等人的生命哲学对舍勒 思想的发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01年在哈勒著名康德研究学者瓦伊欣格(H.Vaihinger)家中 的一次哲学研讨会上，舍勒首次结识了胡塞尔，他声称“从这一时刻 起，一种精神的联系便得以形成，这个联系以后在胡塞尔与笔者之间 始终存在着，并且它给笔者带来了极大的收益”①。据施泰因回忆，当 胡塞尔在哈勒任讲师，而舍勒住在邻近的耶拿时，二人曾经常会面并 交流思想。②
1906年12月，舍勒离开耶拿，经胡塞尔介绍，前往慕尼黑大学任 私人讲师，并担任利普斯的助手。随后参加了普凡德尔、盖格、莱纳 赫、道伯特、康拉特等人组成的现象学“慕尼黑小组”,他们相互启发， 舍勒的思想日臻成熟。在慕尼黑期间，舍勒还进一步发现了柏格森 哲学中的有益方面，并积极联系其著作的德文翻译。③ 两年后，舍勒 结识了日后和他共度一段最艰辛岁月的梅丽特·福格万格勒(Marit Furtwangler),梅丽特·福格万格勒的爱给了舍勒巨大的慰藉，极大 地激发了他的哲学灵感。同时，阿玛莉·舍勒的无理蛮横却给舍勒 的生活带来变故，他因此在1910年丢掉了教职。 1910—1911年，舍勒以私人身份前往哥廷根大学演讲，在那里他 认识了许多现象学“哥廷根小组”的早期成员，如英加登、利普斯(H. Lipps)、马悌尤斯(H.C.Martius)等。他是一个有强烈吸引力的演
①《舍勒全集》第7卷，第308页，瑞士伯尔尼弗兰克出版社，1954—1985,伯费 尔出版社，1985—1997(以下所引《舍勒全集》均为此版本)。 ② 参见施泰因《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 施泰因的生活：童年与青年》(Aus dem Leben einer judischen Familie:Das Leben Edith Stein:Kindheit und Jugend),第182 页，卢汶，瑙维拉尔特斯出版社，1965。 ③ 参见盖格为纪念舍勒逝世所写的文章《舍勒之死》(Zu Max Schelers Tode), 转引自施内克(S.F.Schneck)《人格与城邦：作为政治理论的舍勒的人格主义》(Person and Polis:Max Scheler's Personalism as Political Theory),第147页，纽约，纽约 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
说家，他的演讲甚至引发施泰因后来皈依天主教。舍勒在1912年与 梅丽特·福格万格勒结婚。
1910—1918 年间，舍勒作为一个私人学者、讲演者和自由撰稿人 活跃在德国的思想舞台，这是他一生最困顿潦倒的时期，却也是他最 为多产的时期。1911年，舍勒发表了他首篇以现象学为基础的文章 《论自身欺罔[“Uber Selbsttauschung”,后改名为《自身认识的偶像》 (“Die Idole der Selbsterkenntnis”)收入《舍勒全集》第3卷]。1913 年，他成为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的编委，并在《年 鉴》第 1、2 期上发表了他的代表著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 价值伦理学》(Der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 Wertethik. 1913/1916)。同年，舍勒还出版了“情感生活现象学”方向上 的名作《论现象学与同情感理论以及论爱与恨》(Zur Phund Theorie der Sympathiegefühle und von Liebe und Ha年第 2版时大幅扩充并更名为《同情的本质与形式》)。一时间他声名 鹊起，跻身于德国一流思想家之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舍勒发表了大量为战争辩护的 作品，如《战争天才与德意志战争》(Der Genius des Krieges und der Deutsche Krieg,1915—1917)、《战争与建设》(Krieg und Aufbau, 1916)、《德意志仇恨的源起》(Die Ursachen des Deutschenhasses, 1919)等，他把这些著作视为他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 伦理学》中“所阐释的一般伦理学原理在一系列个别问题和时代问题 上的具体运用”。这些作品当时影响极大，德国外交部甚至因此而请 他到国外从事宣传工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舍勒被聘为科隆社会科学研究 所所长，随后又被聘为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1919 年在一次 偶然的聚会上，舍勒遇到了玛丽亚·舒(Maria Scheu)。她成为他的 助手，他也爱上了她。舍勒在这个时候已经感到他的生活解体了，他 经历了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尽管他想公平地对待梅丽特·舍勒和玛 丽亚·舒，梅丽特·舍勒还是在1923年因为不能忍受这种三角关系 而和舍勒离婚。1924年舍勒与玛丽亚·舒举行了世俗婚礼。天主教教会认为他触犯了教会的婚姻法，是一位不称职的伦理学教授。
这一时期，舍勒思想剧烈震荡，1921年他出版了其宗教哲学方面 的主要著作《论人之中的永恒》(Vom Ewigen im Menschen),但很快 他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说，“我正花费大量精力在我的形 而上学上，并已取得根本性进展，据此，我的宗教生活将慢慢改变，这 带给我深深的满足”①。在这种新的立场下，舍勒开始了在新领域的 拓荒：1924年发表的《知识社会学问题》(“Probleme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和1926年出版的《知识的形式与社会》(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阐明了他的知识社会学主张；1927年4 月关于“人的独特地位”的讲演[讲稿修改后以《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为题于1928年出版]奠定了 其现代哲学入类学的基础；同年发表的《观念论-实在论》(Idealismus Realismus,第 2、3部分)展示了他有关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研究方面 的努力。
1928年，舍勒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讲座教授，但因心脏病突 发于当年5月19日逝世。他的遗孀玛丽亚·舍勒自30年代开始，毕 生致力于编辑整理舍勒遗稿，并自1954年起编辑出版《舍勒全集》, 1969年她逝世以后由舍勒研究专家弗林斯接编，至1997年《舍勒全 集》15 卷已全部出齐。
纵观舍勒的一生，命运多舛，思想也发生过重大的转变，以致有 人曾细数其思想中的“谜”,诸如，(1)舍勒并未为所有他的基本主张 提供相应的证明，这对要求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现象学家 们来说尤为严重；(2)舍勒一再承诺将会相继面世的系统伦理学著作 却一直没有公开，而有关宗教、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亦似与其伦理学 研究计划无关，他所宣告的“伦理学人格主义”尚有待补充；(3)由于 过早的逝世，他并没有向人们清楚地解释其从一神论立场向泛神论
① 舍勒1924年1月24日写给梅丽特·舍勒的信，转引自诺塔(J.H.Nota): 《马克斯·舍勒：其人与其著作》(Max Scheler:The man and his work),第148页，芝 加哥，弗兰西斯黑若特出版社，1983。
立场的突然转变，等等。① 要想把握舍勒思想的统一性，似乎成为一 个不可能的任务，以致有的解释者只能相当保留地说，相对于对人类 精神的抽象冥想或超越论现象学的解释，舍勒提供了对人类精神进 行具体的深入探讨，他的著作的统一性恰恰体现在这一意图上。② 另 一方面，追寻舍勒思想连贯性的努力也从未被放弃。马德(W.Mader)指出，贯穿舍勒体系的线索只有两条：一是他对人的理解，二是他 的现象学立场。③“国际舍勒学会”现任主席，著名舍勒专家亨克曼 (W. Henckmann)强调，舍勒在不同时期对哲学的本质和任务的理解 不同，要更多地理解舍勒，就必须同时重视“哲学学科的确定系统”的 观察视角和“时间上的发展”的观察视角，并应任这两种观察视角在 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中任意相互关联。④
舍勒思想的主要背景有费希特、奥伊肯、索洛维约夫(V. Solowjev) 的观念论道德哲学，尼采、狄尔泰、席美尔、奥伊肯的生命哲学，胡塞 尔的现象学，奥古斯丁、帕斯卡尔(B.Pascal)的基督教心学传统等， 同时也有佛教哲学的影响。⑤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舍勒的思想异常复
① 参见斯佩德(P.H.Spade):《马克斯·舍勒的伦理学人格主义：逻辑、发展与 允诺》,第8—11页，纽约，弗特哈姆大学出版社，2002。 ② 参见加贝尔(M.Gabel)《精神的意向性：舍勒现象学的思想出发点》 (Intentionalit17页，莱比锡，本诺出版社，1991。 ③ 参见马德《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第50页，汉堡，1980。马德还提到， 支撑舍勒哲学的柱子有七根：作为爱的生物的人、价值等级、人格主义、现象学哲学、 三种事实、知识与教育的形式、因果要素。但随着《舍勒全集》的面世，可以看出仅仅 这七根柱子显然已经无法支撑舍勒全部哲学的大厦。 ④ 见亨克曼《马克斯·舍勒》,第12页，慕尼黑，贝克出版社，1998。 ⑤ 参见《舍勒全集》第5卷，第429页，1972;第7卷，第113—114页；第9卷，第 40、159页及其以后、254—255页等，1976。还可参见刘小枫《人格生成：舍勒“人格- 感受”现象学及现代性批判的神学研究》(Personwerdung:eine theologische Untersuchung zu Max Schelers PhBerücksichtigung seiner Kritik an der Moderne),第11页，伯尔尼/柏林/法兰克福 纽约/巴黎/维也纳，佩特朗出版社，1996。又：本文为了照顾到译名的统一而没有采 用刘小枫先生本人对该书名《身成位格》的译法。
杂丰富，因此，人们对他思想中各个环节的理解总是不甚相同，甚或 将其割裂，对其思想发展的分期也有分歧。大体而言，舍勒的思想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
1.从博士论文开始，舍勒一直深受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的影 响，尽管1901年与胡塞尔的结识给他思想发展带来了契机，但却并没 有立刻产生出效应，直到 1905—1906年间他才将一部已经送出版社 排印的带有旧的立场的《逻辑学》(Logik)著作抽回停印。在1908一 1909年的“生物学讲座稿”中，我们也看到了舍勒早期对现象学的 探索。
2.与现象学“慕尼黑小组”、“哥廷根小组”的广泛接触，使舍勒思 想迅速成熟，在此期间，他运用其现象学直观能力不断拓展现象学的 研究领域。
3.1922年以后，舍勒公开退出教会，思想发生着剧烈动荡， 1923—1924年间正式从一神论过渡到泛神论，其后展开在新领域的 研究。
亨克曼曾恰当地将舍勒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标志为：“一、 哲学：作为对意识的价值批判；二、现象学哲学；三、哲学：作为现象学 与形而上学的统一。”①我们在这里将主要讨论舍勒思想的两个部分， 一是现象学的哲学，二是作为现象学与形而上学之统一的哲学，同时 也凸现舍勒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并追寻其“变更原因和精神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