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假设真理是女人——那会怎么样呢?难道就没有理由认为，所有哲学家由于一直是独断论者而未能理解女人吗?——难道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通常一本正经、死乞白赖地向真理献殷勤是赢得女人的笨拙的不恰当方式吗?的确，真理从未让谁赢得她的芳心;眼下每一种教条都悲伤而沮丧地站在那里-—如果它仍站着的话! 因为有些嘲笑者认为，每一种独断理论都倒下了，一切独断理论都躺倒在地上——岂止是躺倒在地，更是在喘最后一口气。老实说，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哲学中的一切独断阐述，无论显得多么庄严，无论采用多么不容质疑的手法，都只不过是一种崇高的傻气和幼稚;也许人们很快就会明白，到底需要些什么东西，便足以给独断论者们迄今竖立起的一座座雄伟壮丽的哲学大厦打好地基∶或许需要某种远古以来的民间迷信（譬如相信灵魂不死的迷信，此种迷信以主体和自我迷信的形式。仍在作害为孽），需要玩弄词语，需要在语法上做手脚，需要对很有局限性的、很个人化的、很人性的—太人性的事实，作厚颜无耻的抽象和概括。这些独断论者们的哲学，恰似年代更为久远的占星术，仅仅是一种对几千年以后事情的允诺，在它上面，我们或许比在任何真正的科学上，花费了更多的劳动、金钱、敏锐和耐心∶多亏有了它，有了它在亚洲和埃及的"超脱尘世的"抱负，我们才有建筑上的宏伟风格。看来，所有伟大的事物要永久地铭刻在人类的心中，就得先被画成巨大而可怖的漫画，在地球上四处游荡∶独断论哲学——比如亚洲的吠檀多学说和欧洲的柏拉图主义，就是一幅这样的漫画。让我们对它表示谢意吧，尽管必须承认，人类迄今所犯的一个最为严重、最招人讨厌且最为危险的错误，就是独断论错误——即柏拉图杜撰的纯精神和善本 身。但这个错误现，在已被克服，摆脱了这场恶梦的欧洲又能自由地呼吸了，至少能较安稳地睡觉了，于是我们这些有义务不睡觉的人。继承了反对这种错误的斗争所培育起来的全部力量。像柏拉图那样谈论精神和善，等于颠倒事实真相，等于否定生活的全景——否定生活的根本状况。人们实际上会像医生那样提出这样的问题∶"古代最优秀的人物柏拉图。怎么会染上了这样的病? 邪 恶的苏格拉底是否真的使他堕落 了? 苏格拉底或许真的毒害了年轻人。罪有应得，应该被毒死?"但是，反对柏拉图的斗争，或——更加简单明了地说，对"民众"而言就是——反对几千年来基督教会压迫的斗争（因为基督教对"民众" 而言就是柏拉图主义），却在欧洲产生了一种灵魂上的极度紧张。以前在任何地方从未有过的紧张;使用拉得这么紧的弓，现在人们可以瞄准最遥远的目标。实际上，欧洲人觉得这种紧张是一种痛苦，已庄重地做出了两次尝试来松开弓弦∶一次依靠耶稣会教义，一次依靠民主启蒙——民主启蒙借助于新闻和读报自由，实际上会使精神不再那么容易陷于"痛苦"!（德国人发明了火药——真是多亏了他们!但他们也使一切整齐化——他们发明了印刷术。）但我们既不是耶稣会会士，也不是民主主义者，甚至不是十足的德国人，我们是善良的欧洲人，是自由精神，非常自由的精神——我们仍在受苦，所有精神上的痛苦和拉得过紧的弓!或许还有箭、义务，说不定还有要瞄准的目标······。
1855年6月写于上恩加丁，西尔斯-玛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