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四年前，我完成了《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一书，当时正值学术著作出版难的“萧条”时期，费了好大的劲总算把书出版了，却由于担心销路问题，只印了两千册。没想到此书出版以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便销售一空，我自己留存的一部分书也在这几年讲授“西方文化概论”的课程时被学生们当做教学参考书买去。一些外地的朋友纷纷来信索购此书，学生们也希望此书能够重印。鉴于此，我在去年时就曾考虑过重印此书的问题，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学习积累，我对于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宗教有了一些更新和更深的认识，因此，简单地重印四年前所写的书，心里总有点不踏实的感觉。但是倘若要进行修改，显然又不是只言片语的事情，而是一项繁复的系统工程。正当我左右为难时，武汉大学法文系的张泽乾教授邀我参加他主编的这套“世界文化丛书”,并希望我能承担《天国之门：西方文化精神》一书的写作。于是我就决定借此机会，以西方宗教为主线重新对西方文化进行一番梳理。由于对许多有关资料都比较熟悉，因此这本书写起来颇为得心应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就完成了这本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天国之门：西方文化精神》。
这本书与《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相比，“自由的狂想”色彩较少一点，而冷静的辨析成分则更多一些。我个人觉得，就“灵气”和文采而言，本书可能稍逊于《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但是就学理的严谨而言，本书则显然胜过后者。这种差别恰恰也反映了我本人的精神发展历程——《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1987年我在厦门大学进修时，面对着波涛翻滚的大海一气呵成的。当时我才三十出头，心高气傲，狂放不羁，所写的文章字里行间奔涌着一股如火如荼的激情。时至今日，已逾不惑之年的我在激情方面自然收敛了许多；而作为补偿，在思维的深度方面则有所增强。如果说在《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中读者看到了一个浪漫主义的作者，那么我希望在这本书中他们看到的将是一个理性主义的作者，尽管我本人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前者。
在探讨了天国之门：西方文化精神这样一个宏观性的理论问题之后，当我反观现实生活时，不由得为时下社会风气的颓败而叹息。人倘若丧失了神性和神圣感，将会变成一个比最凶残的野兽更可怕的东西。尤其是因为具有理性这种特殊的禀赋，人一旦邪恶起来，连魔鬼也会望而生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丑恶现象，都是由于人们在迷失了神性祈度和道德良知之后滥用理性的结果。卢梭曾认为，文明社会的邪恶是野蛮人所难以想象的。野蛮人虽然面对疾病束手无策，但是他绝不会制造假药来戕害生命；野蛮人的生活条件尽管简陋不堪，但是他绝不会因为一已私利而尔虞我诈；野蛮人固然缺乏高雅的精神享乐，但是他绝不会剽窃他人的成果以提高自已的声望。同样，在文明社会中，那些具有较高的精神禀赋的知识精英在德行方面往往并不比品性质朴的平民百姓更加优越。有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所干出来的卑劣行径，常常令我想起了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的伪善的修道士，想起了《巴黎圣母院》中那个全身裹在神圣的黑色道袍里的副主教克罗德·孚罗诺。即使是在高贵的精神文化领域中，往往也会滋生出一些寡廉鲜耻的蛀虫。这些蛀虫具有一副极其健全的肠胃，可以把他人辛勤劳动的成果一下子吞进自己的肚子里，然后再缓缓地扃出来。这些大腹便便的文化蛀虫，盘踞在神圣的人类精神殿堂之上，颐指气使，沽名钓誉，一时间竟也颇为得意。然而，这表面上的荣耀并不能遮蔽内在的贫乏，短暂的辉煌掩盖不住灵魂的苍白，恰如歌德所言：
你是什么,到头来还是什么。
即使你穿上几尺高的靴子，
即使你戴的假发卷起千百层绉波，
你是什么,永远还是什么。
——歌德：《浮土德》.复且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辍笔抚案之际，心中总是有说不尽的感慨。一本脱稿的书就是一个新生的婴儿，我此时此刻的兴奋之情，大概只有用听见自己孩子的第一声啼哭的母亲的狂喜心情才可以比拟。天国之门：西方文化精神是一座博大精深的殿宇，如同传说中的米诺斯王宫一般扑朔迷离。要从希腊神话的源头一直追溯到西方近现代宗教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探寻出天国之门：西方文化精神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演化机制，及其对世俗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理论工作。就此而言，本书只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最终的评判权利还是属于读者的。
作者
1997年6月4日于珞珈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