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德的常识哲学得到了一批苏格兰哲学家的响应，其中包括詹姆 斯·贝蒂(James Beattie,1735—1803)、詹姆斯·奥斯瓦尔德(James()swald,?—1793)、杜阁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1753— 1828)等人。他们都赞成将常识作为哲学的基本原则，并在这个基础 上，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常识哲学。
贝蒂是阿伯丁马里沙尔学院的道德哲学和逻辑学教授，他的主 要著作是《论真理的性质和不变性，反对诡辩和怀疑主义》(Essay on the Nature and Immutability of Truth, in Opposition to Sophistry and Scepticism,1770)。他赞同黎德的观点，认为入类具有常识能 力，可以不依赖于人的意志，本能地知觉到真理，由此可以得到一套 自明的第一原则。他把矛头指向巴克莱的唯心主义和休谟的怀疑 论，用常识揭露这些学说的荒谬。他对休谟的批判有合理之处，比如 他指出休谟用强烈和生动的程度来区分印象和观念是不能成立的， 又指出休谟把自我看成一束知觉将无法说明这样的自我如何进行知 觉。贝蒂对休谟的批判也许是机智的，但决不是深刻的，因为他并没 有真正理解休谟提出的问题之所在。不过，就哲学史的事实而言，贝 蒂对休谟的批判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一方面使休谟进一步看到《入性 论》中的论述确有不严谨之处，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康德 对休谟哲学的注意。① 贝蒂因对休谟怀疑论的批判而赢得了很高的 社会声脊，成为学术界名噪一时的人物。与贝蒂相比，奥斯瓦尔德的 影响较小，他的主要著作是《为了宗教的利益诉诸常识》(An Appeal to Common Sense in behalf of Religion,1766),他以强调神的本质存 在可以用常识来确定而著称。由于贝蒂和奥斯瓦尔德的工作，以黎 德为代表的常识哲学的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苏格兰常识学派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杜阁尔德·斯图尔特 他是黎德的学生，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是三卷
① 1775年，休谟为《关于若干间题的短论和论文集》(Essays and Treatises an Sewrul Subjects)第2卷写了一个“公告”,其中称：由于《人性论》出版过早，在推理和 表述上有所疏忽，有些入借此竭力攻击这部著作是不恰当的，只有他后来写的那些著 作才真正包含了他的哲学情感和原则。休谟后来说，这篇公告完全是为了回答黎德 和贝蒂的。康德没有读过《人性论》,他对该书的了解主要通过贝蒂对该书的批判。
本的《人类心灵哲学原理》(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1792—1827)、《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 Essays, 1810)、《人的主动的道德能力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Active and Moral Powers of Man,1828)等。他坚持了黎德的基本思想，巩 固和扩大了它的影响。但他认为黎德使用“常识”一词不能表达他实 际要表达的意思，因为在通常的用法中，“常识”一般指“天生的智力”, 指日常生活中的行事的机敏，而不是指直觉的信念。黎德使用“常 识”一词使得他反对哲学怀疑主义的斗争看上去像是用“俗见”反对 学术。斯图尔特用“人类信念的基本规律或人类理性的原始要素”的 提法来代替“常识”,给黎德确立的常识原则增加了理性的色彩。
随着常识哲学影响的扩大，修正和改善它的倾向也出现了。在 这方面，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1778—1820)和威廉·汉密 尔顿(William Hamilton,1788—1865)是两个重要人物。布朗是爱丁 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曾任斯图尔特的助手。他继承了黎德的许 多观点，同时也是黎德的一个批判者，他试图把黎德和休谟调和起 来。他在《因果关系探究》(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1818)一书中，一方面捍卫休谟的因果联想理论，另一方面又 承认存在着直觉和本能的信念，相信在相似的情况下会有相似的结 果产生。汉密尔顿是爱丁堡大学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他致力于把 黎德和康德的哲学融为一体。在这一过程中，他为打破英国哲学长 期封闭的状况，使之和德国哲学相结合，起了开拓性的作用。1846一 1863年，他编辑出版了《托马斯·黎德著作集》。
自从休谟提出了他的人性哲学，英国哲学的中心就转移到苏格 兰。以黎德为首的常识哲学又将苏格兰哲学的中心地位延续到19世 纪初。从西方哲学的发展看，苏格兰常识哲学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 向以康德为开端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过渡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它为德 国古典哲学的诞生作了理论取向上的准备。首先，它通过对英国经 验主义的批判表明，以“心像”概念为特征的心理主义模式不适合于 说明人类知识的本性，彻底的经验主义必定会导致怀疑主义；其次， 它通过对常识的诉诸表明，在对人类认识的研究中，必须注重人类内在先天结构的方面，这是真正理解人类知识本性的关键所在。常识 哲学的以上启示是对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和综合的结 果，它对于同样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和综合的康德是有 启发作用的，尽管这种启发作用主要是逻辑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 它无非表明，在哲学发展的特定阶段上，即使在不同的思想派别那 里，理论演变的内在逻辑也往往会有很大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如果 我们拿黎德和康德作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理论取向上的异同。 黎德和康德都是被休谟的怀疑论“唤醒”的哲学家，他们都放弃了早 先信奉的理论体系，思考休谟提出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着眼点很不 相同。康德受休谟的因果性理论的触动，力图说明入的认识怎样从 个别经验上升到普遍必然性；黎德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休谟的实体怀 疑论上，力图为入类知识找到可靠的形而上学基础。不过，他们解决 问题的基本走向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诉诸人类固有的、内在的认识源 泉：在黎德那里就是先天的、直觉的常识原则，在康德那里就是感性 的先天形式和知性的先验范畴。因此黑格尔说，他们在此是“不谋而 合”。① 除此之外，两人对这种内在源泉的规定、发挥作用的方式等的 论述都很不一样。康德重视的是理性思维本身，他要求在实际的认 识活动之前，首先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考察，在此过程中，他深刻揭 示了人类认识的内在矛盾和形而上学的局限，开创了批判哲学的时 代。与康德不同的是，黎德认为人的理性能力和范围是已经先天确 定了的，并以公理(常识原则)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哲学 的全部任务只在于说明这些公理是什么以及人的认识和信念如何符 合这些公理。因此，黎德过多地诉诸直觉和本能，在理论上不够深 刻，而且也不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常识哲学的这一倾向理所当然 地受到要求深入研究理性能力的康德的反对。康德在《任何一种能 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inftigen Metaphysik,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
① 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第209页，商务印书馆， 1978。
1783)中辛辣地讽刺常识哲学家们，他说：
[他们]本来应该深入到理性的性质里边去钻研，因为理性 之所司就在于纯思维；然而这对他们说来是不相宜的。他们妄 自尊大，不去做任何考察研究，竟发明了一个更为省事的办法， 即向良知求救。不错，具有一种正直的(或者像近来人们所称的 那样：平凡的)良知确是一个伟大的天赋。不过，这种良知是必 须用事实，通过慎思熟虑、合乎理性的思想和言论去表现的、而 不是在说不出什么道理以自圆其说时用来像祈求神谕那样去求 救的。等到考察研究和科学都无能为力时(而不是在这以前)去 向良知求救，这是新时代的巧妙发明之一；用这种方法，最浅薄 的大言不惭之徒保险能同最深刻的思想家进行挑战，并且还能 招架一番。不过，人们只要稍微做一点考察研究，就不会去找这 个窍门。①
当然，康德的主张只是代表了人类认识研究中的一种传统，他对 常识哲学的评论也不尽全面，因为作为同样以探究人类认识本性为 宗旨的思想流派，常识哲学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即使康德 本人也没有完全同常识划清界限，至少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他也把 常识作为重要的理论工具。②
不论对以黎德为首的苏格兰常识学派作何评价，将常识脱俗和 理论化，赋予其系统的理论形态，是它对西方哲学的不可否认的贡 献。常识哲学站在“健全理智”的立场上理解知识、社会和人生，要求 把哲学与普通人的生活更直接、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在浓厚的思辨
① 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第8-9 页，商务印书馆，1982。
② 比如，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为了说明趣味判断的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他 诉诸“常识”(德文 Gemeinsinn,英文 Common sense,也译为“共通感”)对于一切审美 主体的“共同性”。当然，这里康德对“常识”的理解与黎德是有很大差别的。
氛围笼罩下的西方哲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素朴之风。由于苏格兰常 识学派的开创作用，常识成为西方哲学中被经常讨论的重要话题。 在18世纪末、19 世纪初，苏格兰常识哲学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在法 国、意大利和比利时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德国的通俗哲学也与它有 密切的联系。即使在现代，常识仍然得到哲学家们的关注。在对各 种哲学问题的探讨中，“常识的理解”作为一种理论模式，仍然不时地 顽强表现出来。尤其是当日常语言哲学的创始人G.E.摩尔将常识 信念当做不容置疑的哲学原则，并试图为之辩护的时候，我们可以清 楚看到常识哲学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