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部著作的一种新的翻译尽管期待已久，但只要现在仍有指望编辑出原文本的新版本，它也许就显得是不成熟的。不过，这部著作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即伊壁鸠魯的书信集(Epistles),已经出现了新的修订版；而传记的原文本几乎不可能再作出彻底的重写。人们就下述几点有实质的共识：(1)手抄本(MSS.)是后来出现的；(2)最好的波尔波尼库斯抄本(Borbonicus)其抄录者不识希腊文；(3)人们所共有的那些错误极有可能来自他们所共用的原文本。要根据这样一些资料来重写一位著作家的文本无论如何是困难的；而且其困难还因这样一个不幸而大大增加，即初版(Editio Princeps)排印所依据的不是波尔波尼库斯抄本或帕里西恩斯抄本(Parisiensis),而是一个更晚才出现的被篡改了的无甚价值的抄本。
早期编辑者去除最毛糙错误的努力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而马库斯·梅波米埃斯(Marcus Meibomius)版本也应运而生，这个版本有伊吉第埃斯·梅内杰斯(Aegidius Menagius)的评注。在这个版本出版后，我们的著作家1即第欧根尼·拉尔修，后文同。——译注渐渐遭到了忽视，直到19世纪，才又出现了对更好的手抄本的更全面的研究，其开创者是科贝特(Cobet),而尤森纳尔(Usener)继续了这一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第十卷。如果有人认为，对于一个首先没有修订过这位著作家的原文本的译者来说，现在这个时候进行翻译还太早的话，我深表赞同。不过在修订原文本这一点上我也一时看不到有任何结束的希望。一个新编辑者的任务将会是科贝特和尤森纳尔以及冯·德·姆尔(Von der Muehll)已经付出努力于其中的工作，其优势在于他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开始。
我只知道以前人们曾两次试图将这部著作翻译成英文：其中一个版本收录在波恩(Bohn)出版的丛书之中；另一版本出现于17世纪，其译者有十人，每人翻译其中一章。在其他欧洲语言译本中，可以推荐给研究者使用的我只知道两种，这两种译本都是最近才出现的：我指的是阿佩尔特(Apelt)译的德文本(1921)和比格农(Bignone)就第十卷伊壁鸠鲁译出的意大利文译本，出版于1920年。
我想向波斯特盖特(J.P.Postgate)博士的好意致谢，他使我注意到了帕罗丁选集(the Palatine Anthology)的新近编辑者的辑本，此外还就鉴定第尔斯的辑本给了我颇有价值的帮助。皮尔森(Pearson)教授则在阅读第七卷斯多亚派学说的校样方面做得非常之好。达夫(Duff)先生在阅读校样、撰写导论和校订第十卷诸方面给了我毫不吝啬的帮助。已故的韦齐·霍普(Vaizey Hope)先生也给了我宝贵的帮助，时间长达一年有余，帮助我校订第六卷和第七卷的译文以及索引目录。其他七卷译文的校订和所有校样的勘误工作是由我的内兄托马斯·赫斯(Thomas Heath)爵士完成的。对所有这些朋友我都欠下了人情，但他们却不为可能漏过的错误承担责任。这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完全属于我个人。
罗伯特·德鲁·希克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