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晚年对宗教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他把对神话的 理解与宗教结合在一起，他的手稿《世界时代》和《神话与启示哲学》 都表现了这种变化。谢林晚年在慕尼黑和柏林的多次演讲，讨论的 也是以神话、启示为中心的宗教问题，并试图把它们与哲学结合在一 起。这样，谢林晚年的宗教概念就与他以前所表达和解释的宗教观 有所不同。
谢林对神话的关注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还是在图宾根神学 院时，他就在毕业论文中把神话称为“人类童年的精神”。在大学 毕业论文中，谢林的这个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试图表现这样 一种尝试：通过用哲学的观点去诠释神话，指出宗教尤其是基督 教的历史意义，并以此去揭示神话所包含的真理和价值。虽然这 时的谢林还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去表现神话所具有的理论 意义和实在意义，但他毕竟以此开启了这个特定的精神世界，并 且试图指出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埃尔兰根期间，谢林 对神话的思考有了深化，他不同意把神话只是简单地看做“寓 言”、“诗意”的观点，而是坚持认为，要从人类存在和人类意识那 里去寻找神话的起源，也就是说，神话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而且还 有人类学意义。在谢林看来，我们在解释历史方面常常受到历史的 秘密的束缚，这个秘密就是总体存在的历史和神的历史。神话是人 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上而创造的意识，它是民众这个整体的意识，而 不是某个个人的意识，因为在人类意识中神的产生有一个过程，这 也是宗教信仰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要只是从人 的知识方面，而且也要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考察神话。对谢林来 说，人的存在与意识相统一的观念在神话中有着惊人的体现，神话 不仅是意识的形式，也是表现存在的形式，即使这种存在是虚假的， 它也是一种存在。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谢林“第一个用哲学—历 史眼光来看待神话，把它看成是意识发展的一种共同的、合规律的阶段”①。
1830 年以后，谢林更加坚定了上述思想。他认为，宗教史往往是 与比喻、象征、概念和想像混合在一起的，只有对这些现象加以仔细 的分析，经过探幽辨微的考察，才能认识宗教发展的奥秘，才能说清 宗教与神话的关系。在谢林看来，神话虽然现在在哲学研究方面遭 到冷遇，但它们逐渐显现的理论价值和科学清晰性是无比重要的。 现在，唯心论哲学过于关注概念的推演，而忽视了历史和现实的实在 性，它造成的思想与科学性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是从未有过的，所 以，一门能够真正包括真理和本真(Eigentlichkeit)的哲学必须超越迄 今以单纯逻辑方式为主的哲学，必须关注神话和宗教，必须与启示这 个特殊的宗教现象结合起来。谢林强调，要把神话和启示理解为“历 史的真实”,要对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予以哲学的分析和哲学的实现 (realisieren)。这就是说，神话应当哲学化，而哲学应当具有神话的性 质，这样，哲学才能昭示一种普遍的精神自由与平等。谢林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说：“由于现代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所以，神话在规定 人类的现代精神状况方面是一个必要的元素，而不是过渡的、可以排 除的元素”②,
对于启示的解释，谢林现在的看法与《自由论》中的有关看法也 有所不同。在《自由论》中，启示是上帝显现自身至善和全能的方式， 而现在启示则是促进基督教发展的一个前提，并且是以否定方式出 现的。谢林此时特别强调，在历史上，“圣迹”曾经是实在的、却又是不 可理解的权力，基督教为了证实自己的“救赎”而反对圣迹的外在、自 目的权威，启示最初就是作为反对圣迹而发生的反题(Antithese)。 对谢林来说，启示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只有启示是唯一在 一定历史阶段与自然宗教(包括神话宗教)发生关联的宗教。在完全 克服圣迹的权威以后，基督教就失去自己主张内在自由、反对圣迹的
① 阿尔森·古留加：《谢林传》,第244页，贾泽林、苏国勋、周国平、王炳文泽，商 务印书馆，1990。 ② 卡尔·谢林主编：《谢林全集》第14卷，第19页。
张力，因此，对教会至关重要的启示在启蒙运动以后也只能是一种缅 怀过去的思想纪念碑。可以说，正是基督教自己把意识从启示那里 解放出来。然而，奇怪的是，谢林在把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及其启示看 做历史进程的一个结果，并由此接近真理的同时，却没有把这个思想 贯彻到底，而是仍然坚持肯定宗教的观点，仍然关心终极目标。他与 基督教神学家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相信未来的宗教图像必定会 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把谢林的这种观点看做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也可以视 为他往“实定哲学”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如果说 1830年以前谢林把 不是建立在启示之上的宗教统统称做“自然宗教”,那么,此后谢林则 把神话与宗教结合在一起，把神话宗教看做在自然阶段产生的“自然 宗教”。① 晚年的谢林就是以这种方式把神话宗教与基督教连结起来 的。在他的眼中，基督教“就像自然界一样，从其本质而言具有一种 实在性，它因此如同其他任何现象一样有权力保留自己的特性，而不 允许被篡改”②。谢林思想的保守性在这里完全显示出来。不过，按 照谢林所说，他在这里并不是要宣示基督教神学，他想表达的是，基 督教从其内在方面来讲是不同于哲学真理的，基督教突出的思想是 强调世界是一种行动、一个决定的结果，就此而言，“基督教是历史的 真理”③。谢林并不主张哲学去重复基督教的真理，而是要求从历史 哲学的角度对启示真理进行阐释，注重对自由和行动的关系与历史 和一切实存(Existenz)关系的理解。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谢林关心存在问题，并且从存在去思考 宗教问题。他的疑问是：“为什么存在某些事物?为什么又是一无所 在?”④这与他以前一直强调的主观与客观相同一、绝对与一般相和谐 的观点相去甚远。他已经从历史的支离破碎和存在的遮蔽性中看到
① 参见卡尔·谢林主编《谢林全集》第11卷，第244页。 ② 同上书第13卷，第144页。 ③ 同上书第13卷，第139页。 ④ 同上书第13卷，第7页。
同一哲学的不足，并把考察的重点集中在他所说的绝对或根据那里。 与以往不同的是，谢林在这时认为，不能像传统的形而上学或斯宾诺 莎那样去进行上帝本体论的证明，也就是说，不能把上帝理解为一种 “实存”,而是要把上帝存在看做上帝的决断(Entschluss)。上帝存在 超越一切经验和思维，这是绝对的存在，而不是相对的存在。任何相 对都包含着一种潜能，包含着趋向绝对的可能。所以，上帝概念只可 能是绝对的超验概念，人们不能从这样的上帝概念去推演上帝的实 存。一切传统意义上的超验东西与上帝概念相比都是相对超验的， 它们只是在被当做超验物时才是超验的。此外，这里所说的上帝不 只是沉思的客体，上帝还是能动的，对世界发挥着效用。没有这样的 上帝，就没有宗教。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如何认识这个超验的上帝?如果不 能认识，难道还要求人们像信仰基督教的上帝那样，只是去信仰这个 深奥玄秘的绝对者吗?谢林对此作出这样的解答：“如果上帝给出启 示，这就是一个自由行动的结果，而它作为行动就是纯粹经验的东 西，就是纯粹实在的东西，因而是完全可以后验认识的。”①这样，谢林 好像回答了这个超验的上帝是如何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
晚年谢林的学说中充满了这种不相自洽的矛盾。他一方面说， 实定哲学不是启示哲学，不是基督教哲学；另一方面他又说，实定哲 学的最高对象就是在启示中获得真实性，并以此作为规定自己的尺 度。他一方面辩解道，在实定哲学中启示是自然、历史、艺术等的对 象；另一方面他又说，实定哲学是把上帝存在当做自己的绝对根据或 始基。说到底，谢林企图建立的实定哲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用他 自己的话说，这是哲学与宗教的结合，是所谓“哲学的宗教”,它已经 脱离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谢林并不认为这个方向有什么不对，反 而把这种“哲学的宗教”看做近代哲学在宗教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因为在他看来，笛卡尔的贡献就在于，只有能够被清晰和准确认知的 东西，在哲学中才可能被承认是真理，所以，我们不仅从“我思”中引 申出“我在”,而且还能引申出“精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上帝就是 按照必然性发挥作用的必然本质。谢林认为，他自己是把这个思想 往前推进了一步，他所作的这一切是想达到这样一个结果：自我在思 想求索中超越普遍性而洞见个体，在自身中体悟上帝并通过上帝而 获得自身的救赎。“这就是正在生成的宗教要求。自我追求的道路 以这种要求而归于结束。”①
谢林自己很清楚，这样的宗教与理性没有关系，也不可能建立在 理性基础之上，因为在他的眼中，单纯的理性已经穷尽了真实性，哲 学理性主义已经在自身中到达终点。所以，尽管他强调这种所谓未 来的宗教是他的实定哲学的主题，由此就可以改变自然宗教和启示 宗教中一些因素所具有的模糊不清的缺点，从而使它们变得清楚澄 明和易于理解，成为未来宗教的重要元素，但是，这样的宗教在本质 上与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并没有关系，因为它需要做的无非就是认识 人的意识与上帝的关系，通过承认这种宗教的地位和内容来确定这 样一个命题和方法，即认识和把握那些与理性没有关系的宗教真理 及其本真性。很显然，谢林在这里力求克服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性主 义，但他同时也担心重新陷入神秘主义的窠臼，为解决这个矛盾，他 企图用绝对同一的理路把哲学与宗教结合起来。但是，哲学与宗教、 理性与信仰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东西，硬要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必 然会遇到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
晚年的谢林就陷入了这样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他不断探 索，常常有所体会，就记录下来，稍加深思和展开，又发现其中还有难 题无法解开，于是就放弃已经获得的东西，开始新的思索。他以此往 复，不断循环下去，而最终没有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建立实定 哲学的体系。谢林的努力失败了，但他的探索并非毫无价值，他在自
由与必然的统一性、存在与实存、根据与杂多等领域留下的天才思 想，对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存在哲学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从这个 意义上说，无论是说谢林思想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复活”了，还是批判 谢林是“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始作俑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