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888年10月至11月］(1)
24［1］(2)
瞧，这个人
或者：
为什么我知道得更多一些。
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一
——现在我要来谈一个问题，至少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比“上帝此在”(3)问题以及其他基督教义更有某种严肃性，——那就是营养问题。简言之，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了达到你的力量的最大值，以及文艺复兴的理性意义上的virtù、德性的最大值，你应该如何进食呢？——在这方面，我自己的经验糟糕至极：我感到诧异，这么迟了，到现在才变得“理智”了，在某种意义上是太迟了。而且唯有我们一文不值的德国教养才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说明了，为什么我恰恰在这方面落伍到了“极点”。这种“教养”自始就教导我们彻底无视实在性，去追逐那些完全成问题的所谓“理想的”目标，例如一种所谓的“古典教养”！——仿佛把“古典的”和“德国的”一起挂在嘴上，就不会马上让人笑掉大牙似的。人们其实可以设想一个“有古典教养的”莱比锡人！——实际上，直到我最老成的年纪，我一直都吃得很差劲，——在道德上讲，就是“非个性的”、“非利己主义的”、“利他主义的”：例如通过莱比锡的烹调，我否定了我自己的“求生意志”。以营养不良为目的同时也败坏自己的肠胃——在我看来，上述烹调能够令人钦佩地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德国烹调——它对自古以来的一切负有什么责任呢！饭前汤（——还是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烹调书上，它被叫做德意志风格(4)）；煮得烂熟的肉；做得又腻又浓的蔬菜；难以消化的各种面食。如果人们还算上德国庸人十分粗野的再斟需要，那么人们就能弄懂“德国精神”的来源了——源于一个败坏了的胃……与德国人的相比较，英格兰人的特种饮食是一种真正的回归“自然”，可以说是向烤牛肉的回归，也是向理性的回归——但即使这种饮食也深深地违背我自己的本能，——英格兰女人的脚……酒精对我有害，一天一杯葡萄酒或者啤酒就完全足以像叔本华那样把我的生活搞成“苦海”，这一点我也明白得稍稍迟了些，——其实我从儿童时代起就有所经历了。毛头小伙子时，我相信喝酒和抽烟一样一开始只是青年男子的vanitas［虚荣、吹嘘］，后来就成了一种恶习。也许这也要归咎于瑙姆堡(5)的葡萄酒。——相信葡萄酒令人开心，为此我或许就必须成为基督徒，可以说、可以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荒谬。十分稀奇的是，通过强烈稀释了的、哪怕那么小罐头的酒，会造成一种极端的情绪败坏，这时候，我几乎对烈酒麻木不仁。而在喝水手型的格罗格酒(6)时，人们至少会把我弄翻。通宵誊写一部长长的拉丁文著作，带着隐秘的野心在严格和简练方面赶上我的榜样萨鲁斯特(7)，这在我还是令人敬畏的普弗尔塔中学(8)的学生时，就并没有与我的生理学发生矛盾，也并不与萨鲁斯特相矛盾——尽管总是与令人敬畏的普弗尔塔中学十分相悖！……可后来，人到中年，我决定越来越严格地反对一切“含酒精的”饮料了。我喜欢那些到处有机会汲取醴醴清泉的地方（——尼斯、都灵、塞尔斯）；不喝水，我夜间是不会醒来的。In vino veritas［酒后吐真言］(9)：看来，有关“真理”概念，在这里我又与尽人皆知的不一致了，——在我这里，神灵运行在水面上……(10)
二
对于疾病的善举，可能我恰恰是最少低估它的。但或许我必须反对疾病，理由是它削弱了人类的自卫本能和武装本能。历经了漫长的岁月，我既不懂得充分抵御一种好意的、缠人的乐于助人，也不懂得充分抵御愚蠢的、单刀直入的“崇拜者”以及其他寄生虫；多么陈腐地，还扣除了那些没有人避免得了的情形，诸如当放荡的年轻学者们以“崇拜”为借口开门见山地向某人借钱的时候。一位病人费劲地努力摆脱人和物，也包括记忆：一种“躺在雪地里”的宿命论（以一个俄罗斯士兵的方式，战役对于他毕竟是太严酷了），一种没有反抗的宿命论，归属于他的自我保存本能。如果人们理解了这样一种自我保存本能，那么，人们就很能懂得一个注定受苦受难、不自愿地采取宿命态度的女人。尽可能少地付出力气，——不以反应来耗费自己——更多地出于力之贫乏而采取某种节制态度：此乃宿命论中的伟大理性。用生理学方式来表达：一种对材料消耗的降低，对材料消耗的延缓，——能让人快速烧掉的莫过于情绪了。怨恨、恼火、复仇的快乐——这些对于病人来说是所有可能状态当中最有害的：一种宗教，就像佛陀的宗教，后者本质上是与精神狡诈者和生理困乏者相关的，因此就以其学说的重点来反对怨恨。“不能通过敌意来结束敌意：而是要通过友好来结束敌意”。佛教并不是一种道德，——根据此种基督教式的庸俗粗暴态度来侮辱佛教，这或者是一种深刻的误解：佛教乃是一种保健学（Hygiene）。——多年以来，我顽强地抓住了那些几乎不堪忍受的关系、地点、居所、团体，不是靠着意志，而是从那种本能出发的，——这无论如何要比改变、“试验”更聪明些。试验朝向受苦难者的本能：在某种高级意义上，人们或许可以径直把它称为力之证明(11)。拿自己的生命本身做一次试验——这才是精神的自由，在我看来，这在后来就变成了哲学……
三
在我看来，无聊并不能直接归于受苦受难者的痛苦；至少我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忆的。相反，对我来说，我生命中恶的时代曾是富有的，通过某种全新的虚构（Erfindsamkeit）——色调变化（nuances）的艺术、在色调运用方面精细的指法熟巧。我会把一般的精致完美（raffinement）理解为一种使触觉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娇惯化；甚至连病人特有的那种可爱的理解方面的顾忌和谨慎也归属于此，——他们害怕太过亲近的触摸……在此类状态中，人们甚至听出了寻常之物的非同寻常，人们仿佛给它们变了频：日常偶然事件被一把高品质的筛子过滤掉了，再也不把自身看作相同的。最后，当理智、性格中无论何种自由之物和特选之物流落到我的近处，而某种对德国人和德国的不耐烦总是越来越成为我的本能，当时我是非常感恩的。与德国人一起，我失去了自己的好心情，自己的精神——同样地，自然还有我的时间……德国人把时间拉长了……如果这个德国人碰巧是犹太人或者犹太女人，情形就不同了。奇怪的事情是，我推算了一下，在1876—1886年间，几乎我所有的不期而遇的适意时光，都得归功于犹太人或者犹太女人。德国人低估了与犹太人的照面，(12)那是何种善行呢，——人们再也没有理由羞愧了，人们甚至可以成为明智的……在法国，我没有看清楚那样一种必然性，即为什么那里的犹太人远远多于德国：梅哈克和阿列维，(13)两位诗人，他们有望永远赢得我的趣味，他们达到了这等高度，乃是作为法国人而不是作为犹太人。——我也想对奥芬巴赫下同样的断言，这个毫不含糊的音乐家，他想要的无非就是他的过去——那是一个天才的歌剧丑角，从根本上说，是仍然在弄音〈乐〉、而不是弄和弦的最后一个音〈乐家〉！……
四
从根本上讲，我是那些不需要、也不具有任何教育原则的不自愿的教育家中的一员。在巴塞尔最高教育机构从事的七年教学活动当中，我不曾有任何理由去实行处罚，还有，正如后来已经向我证实了的那样，最懒惰的学生在我这里也还是勤奋的。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的上述说法。来自那种实践的一个小聪明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如果一个学生在复述我前一次课讲解过的内容时做得十分不充分，我总是自己承担责任，——例如我就说，要是我表达得过于简略，过于难解，那么人人都有权要求我作一番解说和重复。一个教师的任务就在于使自己为每一个有理智的人所理解……人们曾对我说，这种诀窍的效果强于任何一种指责。——无论是与中学生打交道，还是与大学生打交道，我向来都不曾感到过什么困难，尽管一开始，我24岁的年纪不光是使我接近于他们。同样地，博士学位考试也并未给我任何动因，让我又去学习无论何种技巧或者方法：我本能地运用的，不光是此类情形下最人道的做法，——一旦把博士学位申请者带到了良好的航道里，我就感觉自己十分惬意。在此种情形里，人人都有如此之多的机智和才气——或者如此之少——胜过可敬的主考官……如果我仔细听了，我就总是觉得，根本上是那些主考官先生们在接受考试。——
五
即便在我看来达到这个目标是很值得的，我也从来不了解这种对付我的艺术。人们不妨来回地检查我的生活，人们在其中找不到标志，可以标明有人曾对我怀有恶意。有些人，人人都在他们身上取得了糟糕的经验；而我对他们的经验本身也毫无例外地博得了他们的好感：甚至在我看来也是适合于交往的，前提是，我没有生病，人人都还是一个乐器，是我为之赢获精美的最不寻常的音调的乐器。我多么经常地得以听到这一点，一种惊奇，我的会谈者方面对于自身的惊奇：“诸如此类的事情是我以往从来不想做的”……也许最美好的是关于那个不可宽恕地英年早逝的海因里希·冯·斯泰因，有一次，根据小心谨慎地取得的许可，他在塞尔斯待了三天，向每个人声明他不是因为恩加丁而来的。这个优异的人物，他以其天性的整个勇敢的天真陷身于瓦格纳的泥潭中，直至淹及耳根——“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他对我坦白说——在这三天之久的时间里，他犹如经历了一场自由风暴的改造，就像一个突然感到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的人。当时我再三对他讲，这是上面的好空气带来的，人人都会这样，但他却不愿相信我的话……尽管如此，如果说人们对我做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坏事，那么个中原因并不是“意志”，至少不是恶的意志：而不如说，或许我必须抱怨的是只在我的生活里胡作非为的善的意志。我的经验赋予我一种权利，要求那种一般的怀疑，即对乐于助人、着手建议和行动的“博爱”的怀疑——，我要指责这种“博爱”，它容易丢失谨慎细致之心，它以其乐于助人的双手，可能径直毁灭性地去干预一种高贵的命运，一种创伤之下的孤独，一种对于伟大痛苦的优先权。——不无理由地，作为“查拉图斯特拉的诱惑”，我虚构了一种情形，在其中一种尖厉的呼救声传到他耳里，同情犹如一种最终的罪恶向他袭来：在这里保持主人地位，在这里纯粹地保持自己的使命的崇高，而摆脱大量比较低等的和比较短视的推动力（它们是在所谓忘我无私的行动中活动的），这乃是一种检验，是查拉图斯特拉及其同类必须对自身做出的最后检验。——
六
就像任何一个从未在其同类当中生活、并且从自己这种命运中最终弄出自己的技艺和善意的人一样，在有人对我做出了一件细小的或者很大的蠢事之际，我要防止无论哪一种对策，除非是那种尽可能快速地事后为这种愚蠢送上一种聪明的对策：如此，人们也许还能有所弥补。人们只不过是要把我身上的某个东西弄坏，我要报复之，而对此人们是有把握的：简言之，我是要找到一个时机，为了某个东西向作恶者表达我的感谢，或者向他祈求某个东西（——这是比有所给予更有约束力的……）。甚至在我看来，最粗糙的书信也比沉默更为善意。此类沉默者缺乏心灵上的精细和谦恭。——如果人们在这方面足够丰富，那么，行不公之事就是一种幸福了；如果人们偶尔给我一个行不公之事的机会，那么，人们就与我达到了最佳的协调一致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如此彻底地改善我的友谊，没有任何东西能不断为我的友谊提供新鲜活力……在那些不无著名的情形当中（其时我承认一种断然的否定乃至兵刃相见），我或许会作出一种严重的错误结论，即：恰恰在此要把恶劣经验的一种隐而不显的丰富性预设起来。谁若对我有所了解，他就可以作出相反的结论。只消还有最小的人格分裂在一并起着作用，我就不能承认自己有对事物的敌意。如果说我要对基督教宣战，那么，我之所以有权这样做，唯一的原因是我从未从这个方面而来体验过阴郁或者悲伤的事体，——相反，我所认识的最值得尊重的人，乃是一些光明正大的基督徒；对于这些个人，我到最后都耿耿于怀的是：什么是千百年来的厄运。我的祖先本身就是新教教会的：倘若我没有从他们那里一道获得一种崇高而纯洁的意义，那么我就不会知道我与基督教作战的权利从何而来。我在这方面的公式是：敌基督者本身就是一个地道的基督徒发展过程中必然的逻辑，而在我心里，基督教本身已经烟消云散了。另一种情形：从自己与瓦格纳和瓦格纳夫人的关系中，我仅仅保留了那些最令人振奋和最崇高的记忆：恰恰这种情况给了我那种眼光的中立性，不偏不倚地把瓦格纳问题当作文化问题来加以考察，并且也许给予解决……即便对于反犹太主义者（正如人们知道的，我至少是喜欢他们的），根据我颇为可观的经验，我也必须提出若干有利的东西：这一点并不阻碍、而倒是决定了我对反犹太主义发动一场毫不留情的战争，(14)——反犹运动乃是那种如此荒谬、如此不合理的德意志国家疆界内的自我发呆（Selbst-Anglotzung）的最病态的畸形产物之一……
七
热爱大量和多样，这并非我的本色：甚至在我与书本的交道当中，总体上更多地具有一种敌视，以之作为一种宽容，一种在本能中的“等待态度”。根本上，只有少量的书在我的生活里是算数的，最著名的书都不在其中。我对风格、对作为风格的警句的感觉，是在与萨鲁斯特的首次接触中几乎一下子苏醒的：我忘不了我尊敬的老师科森的惊讶，当时他不得不给他最差的拉丁文学生最好的分数，——他邀请我去他家里……简练、严厉，骨子里有着尽可能丰富的实质内容，——对“华美辞藻”和“美好感情”怀着一种冷酷的恶意：在这方面我猜中了自己。人们将在我这里，直至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重新认识一种十分严格的对于罗马风格、对于“magnum in parvo”［微言大义］、对于“aere perennius”［永垂不朽］(15)的野心。这与我第一次接触贺拉斯时的情形并无不同。直到今天，在其他任何一个诗人那里，我都没有重新找到过贺拉斯的一首颂歌让我产生的那种艺术上的喜悦。在某些语言当中，例如在德语里，这里所臻至的境界甚至是不能要求的。这种话语的镶嵌细工（其中每一个词语作为音调、位置、概念都向着左右并且超越整体而迸发出自己的力量），这种符号规模的最小化，以及由此达到的符号表现力的最大化——所有这一切都是罗马式的，而且——如果人们愿意相信我的话——也是极其高贵的：与之相反，其他所有诗歌都是一种感情的饶舌而已。我最不愿意忘记与这种非常坚固的形式和极其妩媚的放纵构成对照的刺激：——我的耳朵陶醉于这种形式与意义的矛盾。我要归因于拉丁人的第三个无可比拟〈的〉印象，乃是佩特罗尼乌斯。那种在词语、句子和思想跳跃方面纵情放肆的prestissimo［最急板］，那种在庸俗拉丁语与“高雅”拉丁语的混合方面的精美，那种不可遏制的好心情（它无惧怕，优雅地跳越了古代世界的任何一种兽性），那种在“道德”面前、在“美好心灵”的德性贫穷面前的独立自主的自由——我举不出任何一本书，哪怕它只是依稀地对我产生过一种类似的印象。我最为个人的本能轻声告诉我，这位诗人乃是一个普罗旺斯人：人们必须魔鬼附身，才能作出此类跳跃。当我必需摆脱一种低级的印象时（例如使徒保罗的说辞），也许有几页佩特罗尼乌斯的文字就足以使我完全恢复健康了。
八
我根本不能把任何类似的印象归因于希腊人；因为与柏拉图相比，我是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而且，我从未能赞同那种在学者中间常见的对柏拉图这位杂耍演员的赞赏。在我看来，柏拉图是把所有风格形式搅在一起了：他做错的事情，类似于那些发明了satura Menippea［梅尼普讽刺杂文］的犬儒派哲学家们所做的。(16)柏拉图的对话，极其自鸣得意和天真幼稚的辩证法，可能发挥出魅人的效果，而人们一定是从未读过优秀法国作家的东西才会有此感觉。说到底，我对柏拉图的怀疑是深入骨髓的：我发现他是多么偏离希腊人的一切基本本能，其最终意图是多么犹太化，多么具有先在的基督教性质，以至于对于整个柏拉图现象，我更愿意使用“高级欺诈”这个严厉的词语，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词。这个雅典人是在埃及人那里上的学（——很可能是在埃及的犹太人那里……），为此人们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在基督教的巨大厄运中，柏拉图乃是那些后果严重的模棱两可性之一，它使得古代的高贵人物有可能踏上通向“十字架”的桥梁……在任何时候，我的休养、我的偏爱、我对一切柏拉图主义的治疗都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也许还有马基雅弗里的原理，是与我自己最有亲缘关系的，原因在于那种无条件的意志，就是那种要毫不自欺、要在实在性中观察理性的意志，——而不是在“理性”中，更不是在“道德”中……这个有古典修养的德国人获得了可怜的粉饰，以之作为他与古代交道时的“严肃态度”的报偿；没有谁能像修昔底德那样彻底地摆脱这种可怜的粉饰。人们必须一行一行地翻弄他的文字，清晰地解读他的未言之义，犹如解读他的话语：少有如此富于实质的思想家。在他身上，智者文化，也可以说实在论者文化（Realisten-Cultur），得到了完满的表达：这是一场处于苏格拉底学派正在到处爆发的道德欺骗和理想欺骗当中的不可估价的运动。希〈腊〉哲学已然作为希〈腊〉本能的颓废：修昔底德乃是古希腊人本能中所包含的全部强壮的、严格的、坚实的求实态度的伟大总结。此种勇气把修昔底德和柏拉图这样的人物区分开来：柏拉图是一个懦夫——因此他遁入理想之中——修昔底德则控制了自己，因此他也控制了事物。
九
在希腊人那里重新认识“美的心灵”、“和谐的雕塑品”以及温克尔曼讲的“高贵的单纯”——我身上具有的心理学家气质保护我，使我免于此类德国式愚蠢。(17)我看到了他们最强大的本能，即权力意志；我看到他们在这种欲望不可遏制的强力面前颤抖，——我看到他们所有的制度都起于一种防卫措施，以保护自己互相不至于遭受他们内部的炸药。这样，内部的巨大张力就得以在对一切外部事物的可怕敌意中发泄出来了：诸城邦互相残杀，使得城邦公民以此为代价而不至于相互厮杀了。人们必须成为强壮的，——希腊人卓越而灵活的身体性乃是一种必需，而不是一种“天性”。它是伴随而来的：——它根本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那儿的。而通过节庆和艺术，人们也无非是想要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强壮、越来越美、越来越完满——：这些都是自我颂扬的手段，权力意志的提高手段。——根据希腊哲学家来评判希腊人！利用哲学学派的道德智慧来解释什么是希腊的！诸如此类的做法，在我看来始终只不过是那种标志着德国人性格的精细心理的证明……哲学家们的确是希腊文化的颓废者，是对古典趣味的反动，是对高贵趣味的反动！苏格拉底的德性得到传布，是因为希腊人开始失去德性了……我是第一人，为了理解更古老的希腊人而重又严肃地看待那种被命名为狄奥尼索斯的奇妙现象。我最可敬的朋友，巴塞尔的雅可比·布克哈特，他完全明白借此可以做点什么重要的事体：他在自己的希腊文化史著作中附上了专门一章来论述这个问题。如果人们想要一个反证，那么，就可以仔细看看他那个时代的著名语文学家洛贝克(18)在处理这些事物时表现出来的可鄙的轻率态度。洛贝克以一条书堆里干枯的蠕虫的令人敬畏的可靠确信，爬进这个充满神秘状态的世界里，并且说服自己恰恰因此成为科学的，尽管他一味在此空洞而可怜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洛贝克耗尽全部博学才弄明白，真正说来所有这些稀罕之物都是毫无意思的。实际上，祭司们是要向此类狂欢的参与者传达一些东西，例如，酒激发快感，人要靠果实生活，植物在春天繁荣，在冬天凋谢。至于那些具有狂欢起源的仪式和神话的丰富性，那将是具有更高一级的才智的。洛贝克说（《阿格劳芬(19)》，第1卷，第672页），希腊人，要是他们没有别的事可做，他们就欢笑，就跳跃，就到处歇脚，或者，因为人有时也会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们就坐下来流泪，号啕大哭。另一些人随后参与进来，却力图为这些异乎寻常的人们找到某个理由，而这样一来，为了解释那些风俗，就出现了无数的节日传说和神话……另一方面，人们相信，一度在节日中发生的那种滑稽活动必然也属于节日庆典，而且把它当作敬神礼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保持下来了。——然而，进一步撇开这种可鄙的胡话不谈，人们不妨提出，对我们来说，狄奥尼索斯因素是与整个“希腊的”概念互不相容的，更与温克尔曼和歌德所形成的“古典的”概念不相容：——我担心，歌德本人根本上是把这样一个因素从希腊心灵的种种可能性中排除出去了。而实际上，唯有在狄奥尼索斯的神秘（Mysterien）中才表达出希腊本能的整个基础。因为，希腊人以这种神秘为自己担保了什么呢？那就是永恒的生命，生命的永恒轮回，在生殖中得到预兆和奉献的将来，超越死亡和变化之外对生命的胜利肯定，那种作为在社群、城邦、种类联系中的总体永生（Gesammt-Fortleben）的真实生命；性的象征作为最可敬的一般象征，整个古代虔诚感真正的象征总体；在生殖、怀孕、诞生行为中对每个细节的最深感恩。在神秘学说中，痛苦被神圣地言说出来：“产妇的阵痛”把一般痛苦神圣化了，一切生成、成长，所有将来的担保，都会引起痛苦；为了获得永恒的创造快乐，就必须永远地有产妇的痛楚……我不知道有什么更高的象征表达力了。——唯有基督教把性变成了一种肮脏行为：关于imm〈aculata conceptio〉［圣母〈无原罪〉］(20)的概念，乃是迄今为止世上达到过的最高的心灵无耻，例如——它把污水泼在生命之源头上……
在作为一种充溢的生命感的放纵（Orgiasmus）中，甚至痛苦也只是作为兴奋剂而起作用的。有关这种放纵的心理学给了我理解悲剧感的钥匙，而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特别是——悲观主义者，都误解了这种悲剧感。悲剧远不能为叔本华意义上的希腊人的悲观主义证明什么，以至于相反地，它恰恰是这种悲观主义的极端对立面。肯定生命本身，乃至于那些最异己和最艰难的问题，在其最高类型之牺牲中的生命意志享有自己的不可穷尽性——我称之为狄奥尼索斯的，我把它理解为通向一种有关悲剧诗人的心理学的真正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同情，也不是为了涤除一种危险的情绪，诸如通过一种强烈的宣泄——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路径：而倒是为了超越恐惧和同情去享受创造和生成的永恒欢乐，去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恐惧、自己的同情……
十
我的此在生命的幸福及其独一无二性也许就在于它的厄运：用谜语形式来表达，作为我的父亲，我已经死了，作为我的母亲，我还活着。这种双重的来源，仿佛来自生命阶梯的最高一级和最低一级——既是没落又是开端——这一点，要是有某种意思的话，那就说明了那种使我卓然超群的〈对于〉伟大的生命总体问题的中立性和无偏袒性。我知道两者，我就是这两者。——我父亲36岁就去世了：他柔弱、可亲而病恹恹的，就像一个注定了一味匆匆消逝的人，——与其说他是生命本身，还不如说是一种对生命的善意回忆。在我父亲生命衰落的那同一个年纪里，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落了：36岁时，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还活着，但却看不到离我三步远的东西。1879年，我辞去了我在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整个夏天就像一个幽灵一般生活，住在圣莫里茨(21)，接着的冬天住在瑙姆堡，那是我生命中最暗无天日的时光。那是我的minimum［最低潮、最小值］：《漫游者及其影子》就是在此间写成的。无疑地，当时我认为自己就是幽灵了……下一个冬天，也就是我在热那亚的第一个冬天，差不多由一种肌肉和血液上的极度贫乏而引起的那种奇特的超凡脱俗，使我创作了《曙光》一书。在我身上，精神的完全明亮和喜悦不仅与最深刻的生理虚弱相一致，而且甚至与一种极端的痛苦感相一致。非常艰辛的吐痰导致一种不断的痛苦，在这种痛苦造成的那些巨大折磨中，我绝对地拥有了辩证的清晰性，并且深思了各种事物，而在比较健康的情况下，我对于这些事物就不是一个善于攀登者，就不够精巧了。（我的读者们知道，我何以把辩证法视为颓废的征兆，例如最著名的个案就是苏格拉底的案例。）所有对理智的病态干扰，甚至发烧引起的半昏迷状态，至今对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对于它们的频率，我唯有通过博学的途径才能加以了解。我的血液流得缓慢，——在患病岁月里，我有了拿破仑的脉搏——从来没有人能够在我身上发现发烧现象。有一位〈医生，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把我当作神经病患者来治疗，最后甚至说道：“不！您的神经没什么，我自己倒是神经质了。”某种局部的蜕化是完全不可证明的；没有任何器质性的胃病，尽管作为脑衰竭的结果，总是面临肠胃系统的深度虚弱。眼疾亦然，失明的危险正在接近，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以至于随着生命力的每一种增长，视力作为［——］也增长了。漫长的、过于漫长的岁月对我就意味着康复，——遗憾的是，它也意味着复发、衰落以及一种颓废的周期。我需要说明我对颓废问题是有经验的吗？我前前后后地解读了这些问题。即便那种把握和理解的艺术，那种对于细微差别的感触，那整个“明察秋毫”的心理（它也许使我变得卓越超群），都是在当时学会的，是那个时代的真正馈赠——那是一切都在其中变得精细化的时代，无论是观察还是观察器官。从病人的透镜出发去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又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探视颓废本能的金丝编织品（Filigran-Arbeit）——这乃是我最伟大的训练，是我最长久的经验：如果说是某个方面的训练和经验，那么我在这里就是大师了。我已经牢牢地掌握，我有能力转换视角：何以唯有对我来说，一种价值的重估竟是可能的。
十一
因为除了我是一个颓废者不说，我也是它最完全意义上的对立面。我为此提出的证据是，即便针对那些恶劣的状态，我也本能地选择恰当的手段：而自在的颓废者却明显地选择了有害的手段。作为summa summarum［顶峰之顶峰、至高无上者］，我是健康的：作为隐僻一隅，作为特性，我是颓废者。那种绝对的孤独和摆脱惯常情况和任务的力量，对我自身的强制力，不照料自身，不进餐，不就医——这些都透露出对于亟需之事的绝对的本能确信。我对自身负责，我使自己恢复健康：这方面的前提是——任何一个生理学家都会承认这一点——人们根本上是健康的。一个典型的病态人是不会康复的：对一个典型的健康人来说，患病可能是一种有力的兴奋剂。说到底，那个漫长的疾病时期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仿佛重新发现了生命，我品尝了一切美好的、甚至微小的事物，那是别人不能轻易品尝到的，——我从自己求健康的意志、求生命的意志中做出我的哲学……因为人们要注意：我生命力最低下的年头也就是我停止成为悲观主义者的时候，——我的自我恢复的本能不允许我有一种贫困和沮丧的哲学……人们到底要从哪里识别发育良好的状态呢？一个发育良好的人是由一块坚硬又柔润、芳香袭人的木头雕成的，他甚至还使我们的嗅觉感到适意。他中意的是有益于他健康的东西；一旦超出了这个有益性尺度，他的乐意，他的快乐就中止了。他猜到了对付损害的良药，他利用恶劣的偶然事件来增强自己。他本能地从自己所见、所闻、所体验的一切中搜集自己的全部：他就是一个选择原则，他淘汰了许多东西。无论是与书本、人打交道，还是与自然风光打交道，他始终都在自己的团伙中：他通过选择、许可、信赖而有所尊重。他对形形色色的刺激反应迟钝，带着那种由长期的谨慎和蓄意的骄傲养成的慢条斯理，——他考验正在临近的刺激，他远不能直面这种刺激。他既不相信“灾祸”，也不相信“罪责”：他十分强壮，足以使一切都必然为他带来最佳的东西。——好吧，那我就是颓废者的对立面：因为上面我描写的正是我自己。——
24［2］
生理上的矛盾。
论罪犯。
我要感谢古人什么。
哲学。
音乐
对这些书的刻画。
In media vita［在生命中］。
一个感恩者的笔记。
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24［3］
瞧，这个人
一个多面手的笔记
1．心理学家如是说
2．哲学家如是说
3．诗人如是说
4．音乐家如是说
5．作家如是说
6．教育家如是说
24［4］
弗里德里希·尼采
de vita sua［关于其生平］。
翻译成德文。
24［5］
镜子
一种自我估价的尝试。
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24［6］
我的本能的聪明之处在于：能为我自己感受真正的困境和危险。
同样也能猜出人们使用的那种手段，人们借此避开上述困境和危险，或者为自己的优势而把它们编排起来，并且可以说围绕一个更高的意图而把它们组织起来。
与孤独的斗争
与疾病的斗争
与来源、教化、社会的偶然性的斗争……
与沉重的责任的斗争
与限定其使命的条件的多样性的斗争
（——这些条件需要隔离
24［7］
最伟大的聪明：尽可能不让一个大规定穿透到意识之中，——保护对它的羞愧之心
通过趣味的微薄、恶意、诡诈，甚至通过疾病时期和虚弱时期，可以说对它隐藏起来……
人们必须一味地祈祷，而不必意愿知道，它是什么，它何时发布命令……
人们未必要有适合于它的言语、公式、姿态，——人们必须受苦受难，而用不着知道；人们必须做最好的事，而弄不懂个中道理……
24［8］
Vademecum［手册］。
论我生命中的理性。
24［9］
与古人打交道。
附录
瞧，这个人。
24［10］(22)
什么与歌德相关：第一印象，一个很早的印象，是完全决定性的：名流小说，我从他身上认识的最初的稀罕的东西，一劳永逸地赋予我一个“歌德”概念，我的“歌德”趣味。在享受和促成成熟方面的一种美化了的和纯粹的秋季，——在期待中，一个十月的太阳升到最具精神性的东西之中；某种金灿灿的和甜腻腻的东西，某种柔和的东西，而不是大理石——我把它称为歌德式的。后来，为了这个“歌德”概念的缘故，我以一种深度的友善接受了阿达尔贝特·斯蒂夫特的《残暑》：根本上，这是歌德之后使我着迷的第一本书。——歌德的《浮士德》——对于本能地认识德语的土地气息的人来说，对于查拉图斯特拉的诗人来说，此书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它并不是对于作为艺术家片断地获得了《浮士德》的我来讲的，——它更不是对于反对完全任意和偶然之物——也就是在歌德著作的所有类型和问题中受文化偶然性制约的东西——的哲学家来讲的。当人们读《浮士德》时，人们研究的是18世纪，人们研究的是歌德：人们离类型和问题方面的必然性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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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应的手稿编号为：W II 9c．D 21。——译注
(2) 参看第464页［此处指KSA第14卷页码——译注］。——编注
(3) 原文为：Dasein Gottes，通译为“上帝存在”。——译注
(4) 原文为意大利文：alla tedesca。——译注
(5) 瑙姆堡（Naumburg）：德国地名，属德国萨克森—安哈特州。——译注
(6) 格罗格酒（Grog）：掺热水的朗姆烈酒。——译注
(7) 萨鲁斯特（Sallust），全名为萨鲁斯特·克里斯波（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喀提林战记》、《朱古达战记》、《历史》等。——译注
(8) 普弗尔塔（Pforta）中学：德国著名贵族学校。该校毕业生中有许多重要人物，如诺瓦利斯、施莱格尔、费希特等。尼采于1858—1864年在该校念书。——译注
(9) 拉丁文，直译为：真理在水中。——译注
(10) 神灵……水面上］参看《创世记》，第1章，第2行。——编注
(11) 力量之证明］参看《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4行。——编注
(12) 德国人……照面］参看15［80］，21［6］。——编注
(13) 梅哈克（Henri Meilhac，1797—1831）：法国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喜剧《随员》等；阿列维（Jacques-Francois Halévy，1799—1862）：法国作曲家，主要作品有《犹太女》等。——译注
(14) 此句中的“决定”原文为动词bedingen，也可译为“引起、造成、规定”等。——译注
(15) 拉丁文，可直译为：比青铜更恒久。——译注
(16) satura Menippea［梅尼普讽刺杂文］乃因公元前三世纪希腊犬儒派作家梅尼普（Menippus）而得名。——译注
(17) 原文为法文：niaiserie Allemande。——译注
(18) 洛贝克（Lobeck，1781—1860）：德国古典学者。著有《阿格劳芬》等。——译注
(19) 阿格劳芬（Aglaopham）：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修辞学家。——译注
(20) 拉丁文，或译为：圣母无玷始胎。——译注
(21) 圣莫里兹（St．Moritz）：地名，位于瑞士东南部，为世界著名滑雪场。——译注
(22) 根据《偶像的黄昏》付印手稿的一个被覆盖了的页面辨认。——编注
